发展迟滞的传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炮和廉价商品的冲击下被纳入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变迁历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一方面，孤岛般的畸形繁荣的通商大都市的崛起；一方面，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在这二元格局中，以往的研究多青睐于以大都市的舞台、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新人新事的探讨，忽视了对乡村的深入研究。
    近代中国是在乡村危机中开步的，而且近代的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这里所说的乡村危机，实质上是指农民的生存危机，表现为农业生产发展的停滞，农民生活的持久贫困，农民挣扎于生存边缘。对于这里的危机，不能机械地理解为近代农村没有丝毫发展与进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应该说是进步，但这进步所得并没有为农民所享有，相反有使广大农民生活更加贫困之虞。近代的乡村危机也不是没有变化，从性质上讲存在着从传统危机向近代危机转变的问题。1860年以前，中国社会仍踯躅于传统社会。在此之前发生的太平天国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仍属于传统社会治乱循环周期性延续的一部分；其后的农民起义无论就发生的原因或是所具有的特征来说则愈益染上近代色彩，但农民极端贫困这一根本实质未变。从这一危机的严重程度上说，不同时间不同地域有所差异，但都存在危机则是事实。乡村危机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动荡和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进而影响制约着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嬗变。
    一晚清的乡村危机及连绵不断的农民自救运动构成晚清政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清政局变化的内在原因之一。晚清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都或多或少与乡村危机有关。
    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可以说是传统乡村危机尖锐化的结果。这次起义的原因，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专制制度下政府和官僚的低效与腐败。中国自秦汉至清初，人口在两千万至八九千万间摇摆，但随着清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统治疆域的扩大，人口不断增长。尤其是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起，中国人口在低水平平面垦殖农业的基础上，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方式的要求下迅猛增长。据当时的官方统计，1741年全国登册人口突破有史以来的1亿大关，1762年人口增至两亿，1790年人口超过3亿，至1812年为3.65亿人，人均耕地只有2.87亩，1851年人均耕地更下降为2.47亩，为近代中国百年史上最低的年份（注：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于此时爆发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早在18世纪末年，由于人口的超规模增长，土地兼并的加剧，官吏的腐化堕落，人地之间的矛盾已空前尖锐化。在没有民权和实行独裁专制的情况下，政府缺乏监督与制衡，因此其自我调节机制大打折扣。一旦社会发生危机，便往往转化为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武力暴动，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掀起自下而上的席卷王朝的怒涛，农民起义也就不自觉地充当着排除社会运行障碍的历史工具。乾隆末年，一方面是封建政权愈益黑暗和无能，一方面则是广大人民的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因而各地民变不断，白莲教、天理教此起彼伏。涓涓细流汇成江河，零散的农民起义汇聚为扫荡18省、历时十几年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自然在情理之中。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仍属于旧式的单纯的农民大起义，但由于它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因而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与中世纪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它给满清的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使其大伤元气；同时还促使清廷部分改变了统治术，进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变化。一个事实是，太平天国运动促发了洋务运动的产生，充当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助产婆。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开端，传统中国也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但洋务运动是作为对农民起义的直接反动而产生的，最初的目的虽然有御侮的一面，然而由于当时清统治者视农民起义为心腹之患，其主要动机却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历史往往是在扭曲中进步的，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扭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关，中国才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与新的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否则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便无法产生。清政府内部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崛起了一个以军功为资本、以办洋务著称的洋务派，他们多是握有军政大权的以汉族官僚为主体的封疆大吏。随着这些洋务派势力的不断扩张，其对满清王朝的离心倾向亦日益增大，从而加速了清朝的解体。
    太平天国运动除了消灭部分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外，并未能给乡村带来光明。第一，它未能导致一次农民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结局，相反，由于清政府反攻倒算和一大批军阀地主的兴起，封建土地制度又得到了加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以及在农民起义失败后，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只是力图恢复旧秩序。在太平军原占领区大力支持原地主夺田追租。1863年，清廷命令督抚“于新复各处督饬各该州县，确切查明实在‘逆’产入官。其荒废地亩，有原主者，即行给颁，尚未查到业主者，即著暂行造册登记”，“俟业主续归，再行给还”（注：转引自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第11页。）。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地区才下令招垦升科，在江浙等破坏较大的地区才实行“蠲减钱粮”，但得益者多为大地主。而且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兴起一大批军阀型地主，他们由军功而发迹升官进而成为为霸一方的地主豪绅。湘军首领曾国荃，在湖南广置田产，“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李鸿章兄弟6人，仅在合肥一地，每人平均就约有10万亩土地（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8、182、307、301页。）。他们的中下级将领也多购置田产，成为大大小小的地主。这些军阀地主一般来说，在剥削农民方面比以往的乡绅地主更凶恶。在军事频繁军人地位也因而日益显赫的晚清，有着军权的暴发户地主，往往不讲道理，肆意敲诈广大人民。第二，它未能象以往的农民大起义那样逼使政府轻徭薄赋和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相反由于西方列强对华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侵略的日益加深，以及晚清政府为“求强求富”而大兴洋务，从而使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增无减。西方列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赔不胜赔的战争赔款、传统乡村经济的衰落以及凭借种种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与在华特权对中国新式工商业的压迫和摧残。清政府所举办的主要包括编练新军、举办军民用工矿企业、新式教育以及兴修铁路等洋务事业，客观上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质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也是利国利民的。但这些洋务事业都需要巨额资金，对一个农业国度来说，其资金只能通过田赋等途径剥夺广大农民而得，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农村的衰落。据统计，自1868-1908年间，各省田赋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加，增加量从50％至900％不等（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8、182、307、301页。）。另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统计，漕粮税率增加了210％，附加税增长了128％（注：王仲鸣：《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156页。）。正如宣统二年（1910 年）四月一日《国风报》所指出的：“夫国中贫民，以农为唯一之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以自给者，今则岁暖而号寒，年丰而啼饥矣。”（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8、182、307、301页。）近代中国的各色政权几乎都经历过财政拮据的折磨，也几乎都是在财政困境中走向墓地的，而财政困难的根源则在于乡村的衰落与破产。政府财政越困难，便越加重对广大农民的搜刮，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晚清政府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圈中走向覆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