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是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的统治而开始的，它势必缺乏现代化所赖以顺利进行的种种前提条件，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清政府在镇压农民大起义以后，虽然开始了以洋务为内容的现代化事业，但对解决农村危机无所作为。封建统治者认识不到乡村危机产生的根源，即便有所认识，也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而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缓和乡村危机。纵观晚清政府挽救农村危机的措施，除了开垦荒地、遇灾放赈外，便是办了几所有名无实的农业学校和模范试验工场。这些机构对农业生产影响微，且由于人才缺乏、资金困难，以致难有大的进步；同时，由于农村的衰落及由此造成的愚昧和保守，新技术新方法很少能在乡村传播，其结果只能是乡村无所进步，而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则不断加重，传统的障碍因素一点了未去除，新的阻碍因素则不断增加，近代乡村只能是在种种束缚中日趋衰落。但由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社会自身也开始了以资本主义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它们构成了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中国乡村危机也由传统危机转化为近代危机。
    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广大农民，在无望中只能铤而走险，寄希望于以暴力来改善自身的悲惨命运。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大规模的旧式农民起义走向式微，但小范围的农民暴动不断，危机中的乡村始终以武器批判的形式直接冲击着清朝的封建统治。晚清乡村民变频繁，有抗捐抗税斗争，有抢米风潮，有抗租半争和反洋教运动，有的酝酿成为较大的农民起义。规模较大的义和团运动应该说是乡村危机的又一次大爆发，反洋教的背后是农民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对于晚清各类民变的次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海外学者杨庆堃根据清代历朝实录，曾对此作过定量分析。据杨氏统计，1866-1875年民变次数为909次，1876-1885年为385次，1886-1895年为 314 次，1895-1911年为653次（注：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8页。）。据张振鹍等辑《清末民变年表》统计，1902-1911年间， 除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多达1131次（注：张振鹍、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22省无处不有。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不是在乡村危机及农民为自身生存而掀起的起义狂飙中完成的。近代中国虽然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而使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部分变异，但历史事实证明乡村与农民在政权更替中的主导作用仍未有多大改变。正是这些呈燎原之势的农民“叛乱”，才使清政府犹如“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处于一推即倒的边缘。可以说，没有一次全国普遍的各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预演，单凭力量单薄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列宁曾指出：“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二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议的。但中国社会没有进入革命党人所设计的太平的民主共和之境，却也是事实。辛亥后的中国，少了一个满族君主，却出现了无数个小皇帝，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军阀割据的时期。对于割据局面的形成，毛泽东同志曾归结为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应该指出，这种地方农业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衰落的小农经济，只有在这样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才会出现大量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
    中国自战国以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构成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主体，且一直未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小农经济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规模更加狭小。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度的脆弱性和极强的再生性。由于其规模小，抵抗各种天灾人祸的能力特别差，所以十分容易破产；然而也正由于其落后狭小，也比较容易恢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中国的农业就是在这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迟缓发展，中国农民也在此基础上苟延生命。如果遇到较大的天灾及较重的人祸便难以正常生存，或迁移外地，或为乞丐，或充当盗贼土匪，而参军当兵也成为破产农民的一条维持生计之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频繁的天灾，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弱点，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存危机加深。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不仅给农业造成巨大破坏，而且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基本上都由农民负担，以至农民的赋税远较其他时期沉重。不仅田赋正税增加，附加税更是多如牛毛。河北定县在1911-1927年间，田赋正税增加了63.42％，附加税增加了353.2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566页。）。四川南溪县，1925年一年之内换了6 次占领军，地丁税从7000元增加至323500元（注：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16、72页。）。四川梓桐1926年的赋税已预征到1957年。当然这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军阀混战下的悲惨命运。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乡村经济商品化迅速发展时期，商品交换中的各种盘剥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都加剧了农村的破产。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工业进展较快的时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虽然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在促使大批乡村手工业破产的同时，却难以吸收游离出的大量破产农民。从农村来讲，人均土地较少，且生产落后本身就难以维持生计。1917年据北京农商部的调查统计，全国有36％的农户耕地面积不到10亩，有26％的农户耕地面积在10-29亩之间。另据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调查部对6个村790个农场耕地面积的调查，耕地面积在0-20亩的农户占总户数的56.3％（注：R. H.Tawnky: 《中国之农业与工业》，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44、46-47、90页。）。浙江等南方几个省份农家耕地面积比北方更小。据1922年华洋义赈会的调查结果，中国东部村庄有半数以上农家，中国北部村庄有4/5的农家，每年的家庭收入都不及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注：R. H.Tawnky: 《中国之农业与工业》，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44、46-47、90页。）。不少处于饥馑之中的农民，作为求生之路、养家之法及出人头地的捷径而聚至军阀麾下。彭德怀入湘军为兵，原因就是“家庭贫困”，“当堤工不能养活全家”（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当时的士兵多是为糊口谋生的农民。据社会学家陶孟和对1920年驻扎在山西太原的警卫旅5000人中将近1000名士兵社会背景的调查分析，发现87.3％的人来自农业和没有职业的贫困家庭。他们指望寄兵饷回家以供养父母及其他人口（注：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16、72页。）。正因为有众多的贫困破产的农民，才使得某些人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因此，我们可以说北洋时期的乡村危机构成了军阀割据及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军队人数增长很快，1916年只不过有50万，1918年已达100万，1924年增加到150万，1928年则增至200万（注：（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此外，以乡村危机为主因所出现的土匪横行，构成了另一社会景观。北洋时期的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政局，从根本上说是乡村危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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