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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危机与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嬗变(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 张福记 参加讨论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力没有什么质的进步,至30年代,乡村危机达到一个高潮。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固有的人多地少、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政府腐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益商品化的中国农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减少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向国外大量廉价倾销工农业过剩产品,从而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家破产,粮食作物也往往由于外国进口粮食的竞争而价格大跌,出现谷贱伤农。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以至硬通货短缺,出现金融危机。在银价不断上涨的情势下,中国物价大幅下跌,从而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30年代几乎连年发生大的水旱灾害,更使农村走向破产。另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及其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对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侵略的步步加深都给中国农村带来严重灾难。总之,这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30年代的中国农村走上极度衰落与崩溃之境。乡村严重危机,民族严重危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存续问题。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就必须动员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而要有效地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的生存危机问题。因此,农村危机不解决,民族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一时间,复兴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识。也就是在解决乡村危机的过程中,民心向背日益发生倾斜,从而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格局的走向。
    面对危机严重的乡村,同时也为了消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在统治区内实行减租减息。1926年国民党就提出了“二五减租”政策,但真正实施过的只有浙江一省,其他省份有的也曾下过减租令,但未经实行就相继取消。如:湖南省政府以减租是共产党的政策为借口,于颁布的当月就取消了该政策;湖北于1928年以妨碍地主利益以至危及税收而明令废除;江苏省用怠工的方法让它不了了之。许多省份对减租提都未提。就是大张旗鼓实施二五减租的浙江省也未把它贯彻到底。省政府与省党部矛盾重重,乡镇政权多为地主豪绅把持,往往拒不执行减租令,把反抗的农民诬为共产党(注:《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5页。)。减租都难以实行,更不用说进行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土地改革了。1930年国民政府曾制定了《土地法》,鼓励自行经营,禁止出租人预收地租和收取押租等,但这是一纸具文,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实行过。相反国民政府在原革命地区设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宣布已被广大农民“分散之田地及其它不动产”、“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面对乡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盛行,国民政府在“救济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设立了农业银行,利用“合作社”等组织,向农村贷款。银行下乡,向农村贷款,远不能解决乡村金融危机。银行贷款数量较小,对农村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在农民的借款来源中所占比重甚小。1933年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在浙江陕甘等省的调查表明,合作社贷款只占农民借款来源的13%(注: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3、622页。),1934年的调查则表明银行和合作社的借款只占全国农民借款来源的5%(注: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3、622页。)。而银行贷款一般通过多由地主豪绅把持的合作社进行,且贷款需有抵押,故低利贷款的好处多为地主富农所得。普通农民即使借款一般在20元以下,其借款多用于暂时的生活困难或还债务,而很少用于农业生产。贷款的期限也较短,对于农业生产收获期长的特点,往往来不及资金周转。国民政府也设置了不少农业试验场,进行农业技术改良,但由于人才缺乏、资金困难,成果有限,且有限的成果也由于农村衰敝而难以大规模推广。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还实行保甲制度,以后又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由于这些措施无助于农民生存危机的解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成绩。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更无暇顾及乡村问题,代之而起的是战时统制政策。这对于民族抗战也许是必要的,但农民的生存危机因得不到照顾而丝毫没有减轻,更因抗战后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日趋腐败而民心丧尽,逐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所唾弃,以至最终由大陆走向海岛一隅。
    这一时期,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危机的不同认识,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挽救农村运动,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以定县为实验区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他们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在农村进行农业技术改良,对农民进行知识和道德教育以实现重建乡村秩序。应该说他们所进行的挽救农村的方案和实践,对当时的农民复兴仍有必要性,不是革命所完全能代替的,但由于他们没有触动导致乡村危机的根源,从而决定了他们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更何况这些组织得不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才,最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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