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情况。作者指出，在这个时期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人数约有十万余人，远超过同期赴欧美留学的人数，但其中90％的人没有毕业就提前归国了，而且往往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采取集体回国的方式。作者强调指出，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因此不能培养留日学生亲善日本的感情，反而迫使他们大多数人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作者认为，中日平等国交以及经济文化的互补关系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互相派往对方的留学生，才能成为促进两国友好的“民间使者”。
    作者张海鹏，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896年6月，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到达东京就读。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起始的一年（注：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年版，第13页。此处对中国最早留日学生一事有所界说。）。百年来，中国、日本以及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百年前所料想不到的那种变化。回顾中国留日学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天可以冷静地做出总结了。
    一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历史，也是先进中国人发愤为雄、立志振兴中华的历史。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页历史。
    1895年中日《马关新约》（俗称《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巨额的赔款（注：按《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按《马关条约》之《另约》规定，中国政府在三年内交给山东威海卫的日军驻军费150万两白银。又按1895年11月8日签订的《辽南条约》中国政府为“酬报”日本国将《马关条约》割占的“奉天省南边地方”交还中国，将“酬款”3000万两白银交给日本国政府。清政府为了如约在三年内将上述巨款交给日本国，忍痛向法、俄、英、德银行团，发起三次大借款，共借得外币折合约3亿两白银，扣除折扣、佣金，实得2.6亿两白银。此银交还日本外，所剩无几。这三次大借款，中国除忍受苛刻的政治条件外，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45年内，中国要付出本息85575万两白银。），难以忍受的割地，造成了中国国运的空前低落，同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响：列强以中国为可欺，认为这个“东亚病夫”正躺在“死亡之榻上”，一些人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问题，呼吁把“瓜分中华帝国”（注：V.Chirol,The Far East Question,Londen,1896,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页。）一事提上侵略日程，并在此后几年间，使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极为严峻的局面；中国人则从甲午的失败中震惊于自己的落后，痛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不如人，决心振奋精神，重塑“国魂”。于是先有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号召“振兴中华”，接着康有为在1895年5月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这种情绪反映到政府，便有大臣奏请派学生赴日留学之议。张之洞的《劝学篇》被皇帝颁发各省，留学日本便被确立为政策。往昔的弟子，昨日的敌国，于今成为中国学子问学之所，变化何其巨大。前引《劝学篇》说，二十年前，日本派人去西洋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其显效如此。“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中国人要去看一看，日本人怎样学习西方，使自己强盛起来的。张之洞说：“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注：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5-6页。）。“事半功倍”，是当时统治者中高层人士的心态。“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这首诗反映了那时留日青年的热切心情。
    下面三个年代：1896、1902、1905，是中国青年留日初期的三个重要标志。1896年前一年，即《马关条约》签订的那年，是证明日本雄视东方的一年。于是在次年即有中国人一群13人赴日留学，是为起步。此后数年留日人数增加并不多，据实藤惠秀研究，1899年有207人，1901年有280人，但1902年一下猛增到500人（注：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51页，表一，留日学生数。另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为727人。见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第1-53页。按李喜所统计，1898年为61人，1901年为274人，1902年为608人。见《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各书统计数字不尽一致，但所显示的留学生人数增加趋势是完全相同的。）。1902年以前两年，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并在1901年9月7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辛丑和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降到谷底。甲午战后已证明具有雄视东方实力的日本，在庚子之役中，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派大军来华，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其军人被安排同西方军人一起，整队通过紫禁城，日本国并从《辛丑和约》规定的对外赔款中获得了巨大的一份，再次证明了日本具有雄视东方的实力。于是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
    1905年，留日人数达到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顶峰，这年底，留日中国人约达8600之多，1906年大约也有8000之谱（注：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9页。）。这一数字，据最早发表研究中国人留学教育著作的舒新城评论说，“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注：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1926年版，第46页。）。晚近的美国学者也指出，这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注：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1905年，是日本显示其雄视东方实力的最重要的一年。这年9月，日俄两国在美国撮合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宣告了日本对俄国战争的胜利。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是日俄两国为瓜分在中国东北和远东的势力范围而爆发的，两国交战的主战场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是在中国的东北，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作了可耻的“局外中立者”。未曾想到，貌似庞大的俄国却败在日本手下。这对中国人的刺激自然是极其强烈的。中国留日学生便蜂拥而来。年初日本报告只有三四千人，到下半年就超过了八千人，有的估计高达万人（注：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6页。）。
    实藤惠秀在解释这段历史时，引用了1905年两个日本人的评论。一个在华南旅行，其观察谓：“虽然中日曾有冲突，又有义和团事件，今中国官民对日本咸予信赖”；一则曰“甲午结果，不必细论，即今次日俄战争，结果非清人始料所及，俟捷报频传，清人纷纷负笈来学”（注：同上书，第35页。）。这两人的观察是表面的，却是不无根据的。论者或谓，1905年留日学生大增，与中国国内的政策变化即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有关（注：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或者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留日学生的增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注：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5页。）。此说尚可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