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其发动和鼓吹，与中国留日学生关系极大。除了国内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外，这一革命的策划和组织，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中进行的。孙中山奔走海外有年，组织发动革命功不可没，但进展不是很大。只是在他于1905年接触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并在其后融入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后，尤其是在东京留学生中组建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就一日千里，一发不可收拾了。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留日学生。辛亥革命，完全可以说，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发动、号召和直接参与下取得成功的。这方面，已有许多论著作了研究，无须多加证明（注：据近十余年的研究，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关于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活动，张学继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见《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作者在该文文末发表他的研究结论说：“留日学生是立宪派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立宪宣传的主力军，立宪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整个立宪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以下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字，来观察留日学生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关系。
    实藤氏注意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云南起义中，以昆明陆军高级干部为中心的40人中，有31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注：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51页。）。其实，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曾去日本留过学的人也不少。1911年12月，出席17省南京会议的代表45人中，留日者占了大半，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就任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包括总长、次长）18人，留日学生有9人，占了50％。以劝进袁世凯当皇帝而臭名远扬的“筹安会六君子”，除严复为留英外，其余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均为留日学生。
    根据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注：《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6年版。编者刘寿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专家，已作古。另，判断留学经历，以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为限。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同此。），列出从北京临时政府的唐绍仪内阁起到北洋军阀控制的最后一届内阁止，其历届内阁成员中留日学生数，可作一有意义的观察。
    北洋时期历届内阁成员留学情况表
    以下表列留日人数中，个别赴日考察和当过留学生监督的人也算在内。统计数字可能并不十分精确，但1928年前北洋政府历届内阁阁员中，有33届阁员留日生比例达到或超过了34％，则留日生大体占到34％以上，是可信的。前后17年，共经历了46届内阁，长的不过2年，短的只有六天、七天，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很特殊的时期。当然，这个统计数字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有的论者判断，晚清和北洋政权中，留日学生占有优势，国民党政权中，留学欧美者超过留日者（注：见王奇生前引书，第214页。），似乎也不尽然。按照我的统计，在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6人中，留日学生14人，占54％；在武汉国民政府（1926.12.-1927.9.）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4人中，留日学生11人，占46％；在南京国民政府（1928.10.-1937.11.）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81人中，留日生有40人，占49％；在重庆国民政府（1937.11.-1946.5.）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66人中，有留日背景的37人，占56％。以上四组政府委员（注：四组政府委员名单，见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中，有留日背景的，均较有留学美欧或无留学背景的人比例为高。可能，在国民政府以下或以外的政权机构中，留学美欧的人超过留日的，如王奇生根据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其中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显要人物）做了统计，其中留美出身者34人，留欧出身者22人，留日出身者32人（注：王奇生前引书，第214页。）。这当然是可信的。但是，政府委员中有留日背景的人比例相当高，那么多有留日经历的人处在最高政治决策者的位置上，毕竟是很说明问题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国共两党来观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2人中，有7人有留学背景，除陈公博留美外，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周佛海等6人都是留日学生，占全体代表的50％，只有陈谭秋、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等5人无留学经历。中国国民党是在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第一天会议，经孙中山提名，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5人（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守常），全部有留日经历。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留日背景的17人，占总数的71％；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有留日经历的7人，占41％；中央监察委员5人，有留日经历的3人，占60％；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4人有留日经历，占80％。这几组（注：名单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中的留日生比例，与国民政府中留日生比例大致相若，均较北洋政府中留日生比例为高。又据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签》，在63万党员中，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者占十分之一强，其中留学欧美者700余人，留学日本者1000余人（注：转引自王奇生前引书，第211页。）。这个数字，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近代中国还有一特殊历史现象，即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若干汉奸傀儡政权。在这些汉奸伪政权的头目中，留日学生比例极高。汪精卫、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王奇生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一本1941年6月编印的《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发现竟是一本汉奸名录，共列名693人，均在伪政权供职。王奇生在著作中列出52人，为其首要者（注：王奇生前引书，第126-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