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军界的关系，一点也不比政界差。晚清政府于甲午战争败后开始筹练新军，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练兵为第一要政。海军学生一般派往欧洲，陆军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各级军事学校，主要是初、中等军事学校。清末派赴日本学陆军的人数大约3500人，毕业于军事预备学校（如成城、振武）有850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有673人，陆军大学毕业生极少。据统计，1911-1931年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有769人，1931-1937年间，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还有119人（注：以上统计数字，均见于王奇生书，第225、226、230页。）。
    清末对军事留学生控制很严，一般均为官费派遣。政府原以为“日本陆军教育，系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宗旨，并无侈言自由与反对政府之弊”（注：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见前引舒新城书，第57页。），因此对留日军事学生寄为干城之望。事实上，这种希望落空了。士官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一百多人。回国后在各地新军中任职的留日士官生，大多响应革命召唤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积极力量。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兵权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舒新城在1926年指出：“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注：舒新城前引书，第212页。）。我们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时期将军府的将军名录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将军名录，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评论是有根据的。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无不有留学日本陆军的经历。
    留日学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清末新式教育草创，最严重的是缺乏教师。成千累万的留日学生上日本的预科、速成学校、师范学校，学了一年半载、三年二年，不管毕业还是肄业，大多数只相当于日本的小学、中学程度。他们回国后充实于各地的新式学堂，缓解了教师奇缺的困境。有的研究指出，留学美欧的学生归国后当大学教授、校长、科学家的，远比留日学生多。这是历史时代作出的安排。他们各自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那个万花筒里，大大开拓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国内的封建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少数几本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的政治社会学说，在19世纪末以后先后出版，使许多年轻人开了眼界。但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接触了更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读到了许多经日本人翻译、删节并加入了日本特色的西学知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启发了他们的思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是他们首先在日本读到，并有选择地介绍给国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装进了留日学生的头脑，并通过他们和他们创办的各种刊物，广泛传播到了国内。时代的启迪，新知的吸纳，使他们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增加了他们探索国家前途、寻找国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东西列强的虎视鹰瞵使他们具有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危机感。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回到国内，接受中国国情的检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出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上方向各异的悲喜剧。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一些社会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另一些社会力量则迟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留日学生在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原因。
    三
    留日学生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前途，是一大特点。如果与留美、留欧学生相比较，这一特点就更加鲜明了。实藤氏在研究了这一现象后指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注：实藤氏前引书，第339页。）如果再准确一些，还应该说，近代留日学生的历史，又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国交史。
    我把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表一和附表二稍作改制，参以别项资料，并列在一起作一些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