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实藤氏提供的资料，1903年留日学生约千人，1904年约一千三百人，1905年初达三四千人，《万朝报》甚至谓多达五千以上。1905年7月17日，青柳笃恒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透露据消息灵通人士称，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将以万计，同年12月8日青柳氏又发表文章称“都下八千清国留学生”（注：实藤惠秀前引书，第34-37页。）。又据李喜所的说法，1905年7、8两月中，仅自费生就新增加二千多人（注：李喜所前引书，第186页。）。综上资料，保守的估计，到1905年8月，留日学生似已超过六千人（注：我找到一本《各校各生履历清册》，记载从光绪二十六年到宣统元年间到日本各校留学的名单，共录入1655人，其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的有554人。554人中，1905年9月以前到日本的347人，约占总数的62.63％。这个清册是一个远不完备的名册，其1905年到东情况，与我的估计相近，可供参考。以上清册，见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4种。）。这主要与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刺激有关。日俄战争虽于是年9月以签订条约的形式宣告结束，但日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1904年8月摧毁俄国太平洋舰队，9月俄军在辽阳会战中失败，1905年元旦，旅顺俄军向日军投降，3月，在奉天（沈阳）会战中，俄军败退，日军占领奉天。奉天会战后，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者地位已经决定了。
    清廷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5392页。）是在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到1905年12月6日，因政务处、学务大臣会奏，上谕“著即设立学部”，以作为振兴学务总汇之区（注：同上书，总第5445页。）。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始奏定科举考试停止后对所有以前的举贡生员实施出路的办法。这些乃是骤然宣布停止科举后的补救措施。先是，1903年初，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力陈科举之非，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拟请俟万寿恩科（1904年）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3月13日得旨：著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注：同上书，总第4998-5000页。）。
    这个建议，提出了按年平均递减乡会试取中名额的原则，但未订出时间表。1904年初，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等遵旨复奏，提出：“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第三届壬子科应减尽时，尚有十年。计其时京外各省开办学堂已过十年以外，人才应已辈出，且科举既停，天下士心，专注学堂……学政岁科试取进学额，请于乡试两科年限内，两岁考，两科考，四次分减，每一次减学额四分之一，俟末一次学额减尽，即行停止学政岁科试，以后生员出于学堂”（注：同上书，总第5128页。）。1月12日上谕批准了以上建议。这个建议提出乡会试自1906年（丙午届）开始递减，至1912年（壬子届）减尽，乡会试始停止，省考停止的时间还要提前一些。
    这个上谕发出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下一年8月，日本胜利形势判定，清政府感到形势变化，迅即改变了以上日程。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张之洞会奏，鲜明地感受到时局危迫，更甚囊日，“实同一刻千金”，原定十年停止科举的决定，是太慢了。他们提出：“不独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师，即其它文明之邦，强盛之原，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励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注：前引《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390-5391页。）因这一建议，清廷才有前述立即于1906年停止科举的决策。
    由此可见，1905年9月清廷决定停止科举一事，对1905年留日学生的迅猛增加起主要作用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主要原因，还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对国人的刺激。甚至清廷骤然决定立停科举考试，也是因受“日之胜俄”的刺激而作出的。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继续居高不下，保持在8000人的数目，则除了日本强盛的刺激外，清廷废止科举的作用，就明显了。
    总之，1896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在1902年、1905-1906年两次激增，是中国青年看到日本雄视东方的实力一再体现的结果。中国朝野上下，都想了解日本致强之由。与留学生人数激增的同时，清廷接连派大员赴日考察政治，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
    二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从1896至1937年（注：这是实藤氏著作的起止时限。根据王奇生的研究，七七事变后，中国还有一些自费生赴日留学，伪政权组织及伪满洲国也曾派公费生留日，总数约在三四千之间。直到1945年4月，日本政府为了进行所谓“大东亚决战”，通令日本各学校停课一年。中国留学生大多因此返国。至抗战结束，留日学生只剩下456人。见王奇生前引书，第116-120页。
    梅贻琦和程其保调查了1850-1953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约为2万人，见王奇生前引书，第44、45页。留学欧洲各国的中国学生，向无精确统计，据王奇生估计，约为2万人，同上书，第90页。），大约有十万之谱。大约同一时期，中国人留学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人数［③ｅ］，都不能与留日人数相比肩。这些留日学生，尤其在早期，无论是官费生、自费生，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随大流者，大多是抱着救国的目的浮海东渡的。他们在日本求学期间，或者在回国以后，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影响至大至巨，尤其是政治、军事和基础教育方面，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