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如此分歧，争论这样激烈，而时间又十分紧迫。在其他各项问题的讨论都已取得结果后，亚非会议能否在它的议程的这最后一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呢？大家都知道，早在会议开幕前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已决定会议的所有决议都必须取得29个参加国的一致同意。因此，不少人又在为会议能否胜利闭幕而捏一把汗了。这时，人们的目光再一次凝注着周总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在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一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重要发言。他指出，在亚非会议上讨论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和合作为共同基础。如果把讨论引到意识形态上去，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周总理说，亚非国家应该通过加强团结合作来求得亚非地区的集体和平，而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大家都能遵守的原则。他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赞成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当然，不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每一个代表团都同意这五项原则的措词的，因此，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但是，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接着，周总理向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草拟的《和平宣言》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中国代表团把连日来各国代表的发言中大家都能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为七项原则，并逐一作了解释。
    周总理的发言，通篇贯穿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针对代表们的思想，既讲道理又提具体建议，既恳切、又生动。周总理的这一席话把会场上的人们都吸引住了，大家都屏息静气地听，生怕遗漏了一个字。坐得较远的人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周总理近旁站着听，一直听到周总理讲完。周总理的发言结束时，他的周围已经站满了人。人们异口同声地赞扬说，这是一篇“令人有最深刻印象的演说”。人们感到压在心头的一块乌云消散了。
    周总理不但提出建议，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各国代表取得协议。在周总理发言后，政治委员会结束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决议草案。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在周总理和其他国家代表的一致努力下，起草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名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草案。宣言中提出了各国实行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这个宣言最后得到所有参加国代表团的一致通过。后来，这十项原则就被称为“万隆精神”，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壮大反帝阵线的力量，周总理不但在会内，特别是在会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天的中饭和晚饭时间几乎都排满了约会，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共餐，边吃饭、边交谈，一谈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有时候，白天会议上为了某一个问题同一位代表发生热烈的争论，当天晚上，周总理就约他共餐，平心静气地再深入地交换意见。除了个别代表团（如南越）外，周总理在短短7天会期内，几乎同所有各国代表进行了会谈和接触。
    周总理在会议的紧要关头一再拨正方向，对会议的成功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各国代表团万分敬佩。大家公认，亚非会议能够在短短七天内获得成功，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努力”。黎巴嫩一位代表曾风趣地说：“这次会上人人都犯了错误，只有一个人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周恩来。”路透社说：“大家都承认周恩来的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悉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法新社也说：“周恩来取得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胜利，并且避开了陷阱。”周总理的反帝反殖的立场，求同存异的热忱精神以及诚挚友好的真诚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同他交谈过的各国代表。他们说，周总理具有“巨大的外交魅力”和“政治敏感”，使他们获得很深的印象。有些国家的代表过去受了帝国主义反华宣传的蒙蔽，对新中国有错误的看法，在同周总理谈话后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就坦率地对周总理说：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是为了对付印度的。他还说，他对周恩来的看法在会议期间已经改变，中国对其它亚洲国家没有侵略的意图。泰国代表团团长旺亲王对人表示：“周恩来是亚洲最伟大的一位领袖。”旺亲王还说，亚非会议的结果表明，泰国政治家所采取的一切依靠美国的政策是个大错误。他认为泰国应在短期内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以便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从亚非会议结束到1960年的短短几年中，我国先后同尼泊尔、埃及、叙利亚、北也门、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14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大发展了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这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为新中国争取朋友的活动所结出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