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心理建设是国家建立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建立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在孙中山看来，这个基础就是人们的心理，是人心。“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4-215页、第232页。）孙中山认为，民国之所以建立，是建于国民之心，人心就是立国的根本；国家要巩固，也“要用人心做基础”，“人人的内心都赞成民国，倾向民国，然后民国才不致倒，才可以巩固。”民国成立以后，之所以出现复辟，总有人想当皇帝，“就是因为国基不巩固，人人的心理还不欢迎共和。”（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32页。）故欲巩固国本，必先巩固人心，要人人从心理上倾向共和，中国才不会再发生皇帝，中国才可以富强。
    3、心理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先导孙中山认为，“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5页、第8页、第443页、第15页。）因此，要建设祖国，就要让全体国民觉悟，共同担负起建设重任。但如果国人的心理依然停留在“不知固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的地步，那就只能束手待毙，建设的计划只能落空。当务之急就是要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出国人思想之迷津，这样，中国的事才能大有可为，建设一个世界文明进步的中华民国，有如反掌之易。
    国家建设不仅在于经济建设，还有政治建设。当时的中国虽有了民主共和之名，但共和之实能举与否，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建成，全在国民心理如何。“国民既欲共和，非当局之人所能强以所不欲。”（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7页、第424页。）况“一国之趋势，为万众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余毒根深蒂固，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以至于大多数国民的心理，不但不知道民主共和的好处，反而希望真命天子出现，或者满清复辟，把民国再变成帝国，“国人因缺乏新思想，放弃权利，国中政权遂为一般强盗官僚乘时而操纵之”。因此，要想建设民主政治，必须改变国人的旧思想、旧观念，发达新思想、新观念。只有当全体国民真正从心理上了解民主政治为何物，真正民权乃能实现，然后民治方能实行。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把国民心理建设提到革命、立国、建国的高度来认识，这是符合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国民“心理建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呢？经过考察研究，孙中山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1、破“知易行难”说，立“知难行易”说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失败，建设之所以停顿，是因为国人对他的三民主义不了解，革命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批评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而且“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造成了许多人思想上极端混乱。而这种思想错误又源于传统的“知易行难”说，此说“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是“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而“知易行难”之说，“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许多人正是相信此说，而把孙中山的建设计划认为是空谈，放弃建设责任，终致孙中山的建设计划被一一取消。因此，孙中山认为在进行物质建设之先，要破除“知易行难”这一心理大敌，从理论上论证“知难行易”。“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民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与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在实践中都有其片面性，因为“行”和“知”都有其艰难的地方。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看到了精神的能动作用，认识到了物质建设必须思想领先的道理。特别是在长期处于封建专制束缚下，广大国民思想僵化，想有所为而不敢为的情况下，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振奋国民的首创精神，万众一心去建设祖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2、废除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核心，也是他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四万万之人民”，“皆当为主人矣。”（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针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断不能行共和制”的谬论，孙中山强调只有实行共和制才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知识程度。他坚信民主政治对于中国人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孙中山也看到中国人民因为长期生活于旧制度中，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这一事实，为使人们对民主政治有个心理适应过程，必须给予一定的训练。为此，孙中山把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是军政时期；二是训政时期；三是宪政时期。训政时期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为实行宪法之治准备条件。孙中山强调此训政时期，“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一般论者认为，“建设程序论”表现了孙中山对人民群众力量和智慧的低估，未能把人民群众的愚昧落后视为旧制度的恶果。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为世界至大至优者，然在世界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却未能先于东邻而改造成一富强国家的原因，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人民天性如此，根源在于封建专制。长期置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承受着巨大的历史负荷，不可能一下子摆脱皇权思想而接受民权学说。对此，孙中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虽然，人民群众既能打破旧政权，也一定能适应新制度，故而孙中山坚信民主政治对中国人民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但这种创造和适应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况且，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产物，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没有经历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广泛的酝酿、传播和发展过程，民权这株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树，在当时的中国还一时缺乏扎根、成长的必要土壤。因此，在军政和宪政之间加上训政这一阶段，作为消灭封建专制统治到建立民主政治的过渡，有着现实依据和积极意义，它体现了孙中山的务实精神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