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振兴教育事业，提高民族素质孙中山认为，教育对于改造国民的心理，争取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7页、第424页。）为此，他把振兴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建设“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来抓。
    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的落后，是没有顾及教育与立国、建国的关系。孙中山认为，振兴教育，不仅在革命时需要，在建设国家时更需要。他把振兴教育提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表现了非凡的学识和超人的眼光。
    孙中山还认为，要改造国民的心理，就应当让全体国民接受教育。因此，受教育的对象不应当是少数人，而应当是全体国民。只有全体国民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教育程度提高了，“然后人人〈才〉知道替国家去做事”，（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整个民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富强。
    对国民的教育，除了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以外，还应包括革命知识教育和政治知识教育。革命知识教育就是使民众懂得他的三民主义的真实意义、民国的奋斗目标，树立为他的主义而奋斗的信念。要做到这一点，“非从宣传上做功夫不可”。要把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使全国人民都赞成，都欢迎。“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注：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卷，第344-345页、第246页、第246页。）政治知识教育就是要使国民了解他的三民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懂得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树立“天下为公”、“为大家谋幸福”的思想。
    孙中山把振兴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为建设祖国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并且在重视抓好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注意加强革命理想和思想道德的教育，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战略眼光。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4、发扬民族精神，树立新的道德风尚孙中山认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但后来却一落千丈，最大的原因就是失掉了民族精神。所以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精神”，“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7页。）要恢复民族精神，首先要使全体国民“自己心理中知道现在中国是多难的境，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经失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图恢复”。其次，是要“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共同去奋斗”，（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4-215页、第232页。）这样，就可以恢复民族地位。
    孙中山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道德，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所以能在历史上保持强盛的地位，道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把道德建设作为国民心理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中国固有道德中的忠孝、信义、仁爱、和平一一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忠君固然不可，但忠于国家和人民完全可以，孝敬父母长辈也理所应当；革命者的仁爱就是救国救民；讲信义、爱和平是中国人民的美德，应该发扬光大。在强调恢复和发扬中国固有之美德的同时，孙中山还指出要借鉴欧美道德伦理中的好的因素，如人道主义、平等互助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孙中山提倡运用礼貌语言、注重仪表风度，破除旧的风俗习惯，树立新的风俗习惯，并把这些内容也纳入他的“心性文明”、“心理建设”之中，作为建国的具体内容，与他讲的“物质文明”相并列、相对应。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致力于经济建国、政治建国的同时，努力把“心理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中，尚不多见。
    三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特点鲜明。
    首先，他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上来认识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的。
    虽然，孙中山对物质和精神的定义并不合乎科学，也未能揭示出两者的本质属性，但他认为“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故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注：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卷，第344-345页、第246页、第246页。）“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这就是说，物质和精神是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两个文明是互相制约的。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识到物质是基础，精神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指出：“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固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稽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针对人们往往偏重物质而轻视精神的心理，孙中山强调在一定情况下，“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注：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卷，第344-345页、第246页、第246页。）毋庸讳言，孙中山在论证物质与精神时，确有过分强调“心性文明”、夸大精神作用的偏向，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去自觉探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伟大思想家，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