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孙中山是从立足中国现实来强调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的。
    孙中山认为，中国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人民的知识、政治能力相对薄弱，“中国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那一国人都要厉害些。”（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这使中国的国民心理建设任务显得更艰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舆论准备也不足。因此，整个社会的变革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政治的变革走在了前面，而人们的心理却落在了后面。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虽然建立，但真正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思想的人并不多，希望真命天子重新出现的也大有人在。正是基于这一中国现实，孙中山更感到改造国民心理、启发人们觉悟是何等重要与迫切，因而毅然把国民心理建设放到了首位，以使国民早日觉醒，彻底觉悟，建设真正民国。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却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探索。他的许多宝贵见解，直至今天对后人仍有深刻的启发作用。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经过这些年来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而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深感到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人们的心理往往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改革开放十余年来，我们的民族心理确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一些不好的旧的民族心理品质也在消极适应着环境，由此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失衡，表现为思想上的迷惘与失落以及国民身上的双重人格特征：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又欣赏金钱与权势；一方面大骂社会风气日下，另一方面又缺乏身体力行的精神；一方面高喊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又缺乏正确的民主意识和习惯。这些又反过来加剧了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困难。如果不改变这种矛盾心态，将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严峻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方面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这是社会变革中最深刻的变革，它甚至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还要深刻。美国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教训时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屡见不鲜的。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是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们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注：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英格尔斯的观点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孙中山关于国民心理建设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包括心理素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学习研究孙中山的国民心理建设思想，继承发展他思想中的珍贵精华，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