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洪仁玕等的生前理想虽遭破灭，但他在临终前仍然相信“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它一定会复生”〔20〕。这种中国既要反抗侵略、又要近代化的情景，果然由随后的先贤以日益鲜明的言论和切实的行动表现出来，这和他们对香港的审视亦多有关连。
    香港在19世纪60～80年代确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英国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在1898年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又强租香港新界，而在这一期间，英国为适应其日不落帝国地位和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把香港辟为自由港，并把它较快地发展为世界中转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航运、金融业中心；还将英国某些政治、法律制度移殖到香港，使之逐步成为有异于其他英属殖民地的华洋共处的法治社会。它虽不如英国本土，却较同时期的其他英属殖民地较为文明和繁荣。但是香港毕竟是殖民地，终19世纪，除个别华人进入立法局、取得咨询权外，绝大多数华人仍饱受种族歧视，处于无权和受欺凌地位。加之，中国边疆四面告警，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样，香港既以其迅速近代化招人注目，又以其种族不平等，并且是英国继续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基地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由于当时洋务运动开展和民族企业建立的需要，许多探首外界的人士多注重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的成就和经验，他们对近在眼前的与落后内地形成如此鲜明反差的香港，自然也予以首要和特别瞩目了。这在当时到过香港的一些外交官员和留学生的著作，诸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徐建寅的《欧洲杂录》、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书中都有反映。他们多异口同声地赞扬香港或英国的近代化建设和资产阶级法治秩序。但也指出它被英国割占任由英人主宰的事实。如薛福成称赞“英人招徕垦辟，尽力经营，逐成巨埠。洋楼攒倚山岭如蜂窝，……瑰货骈集，阛阓云连”，又指出英人因香港“极占形胜”，“涎睨已久”；而且，“香港为闽粤逋逃薮”，“中国官不能拿问”，中国欲在香港设领事官“严缉奸宄，保护商民”而“屡争之不能得”〔21〕，深抱丧失领土主权之痛。郭嵩焘、曾纪泽对香港的工厂、监狱设施等表示赞赏，但亦扼腕叹息“扼全粤之形胜、较大沽海口尤为雄阔”〔22〕的香港的被外人占有。志刚在考察香港、英国等之后，看到了英国在巩固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将必“左提中国，右携西洋”，并且严厉谴责了“最爱上帝”而又自称“以爱人为怀”之洋人，却对中国人民施以毒害最深之鸦片〔23〕。也有的如黎庶昌认为英国最为强大，应“深与结纳”〔24〕。
    如果说，以上人士仅系路过香港，闻见不免浮光掠影，难以全面深刻。那么，下面列举的与香港关系较深的几类人士则更有代表性。
    鸦片战后，对外开放优势虽一度中落但仍和香港保持密切联系的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以及迅速崛起的上海地区，组成一条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影响、促进内陆改革的联动带。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可视为这一联动带上的代表人士。王韬（1828～1897）出生于江苏，及长，谋生于上海，喜与传教士相交结。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事发避难到香港，居留22年，直到1884年重返上海。1874年起，他主持香港《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变法自强。就日人西里喜行列举的该报879篇文章目录看〔25〕， 由于他对内地和香港都有较长期的观察，故议论日、俄、法侵华事件和亟需改革的建议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王韬等人对当时边疆危机的十分关注和由香港观察所得的亟图维新图强。其中以谈论英国和香港为主题者则仅10余篇，表明他长期身处香港，具有在殖民统治下进行新闻工作的局限性；加之，第二次鸦片战后，中英在这段时间较之俄、日、法等国直接构衅的事件较少。但王韬等对英国对华续行鸦片侵略，以及英国对埃及侵略等事件仍有著文指责，又表明他们对英国对外侵略一面不无认识。郑观应（1842～1922）生于广东，主要生活在上海，但常往来于沪、港、澳、粤之间，对香港历有关注。其最早著作《救时揭要》到80年代增订为具有36篇的《易言》，由香港中华印书总局印行。1885年香港殖民当局以郑观应所保荐之原太古洋行总办亏损事而迫使郑观应变产偿债，激使郑脱离仕途商场，留粤专门从事著述，到1893年，把《易言》扩充为103 篇的《盛世危言》问世。考其所增内容，主要是表明实行君主立宪、发展民族企业、设学校培育人才、增强国防建设等主张，显然取鉴于英国和香港的现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措施；他以“救时”和“盛世危言”命名其书，其中所举民族危机现实，号召人们奋起开展“商战”，实行富国强兵，又显然和他当时对时局的体察及对英国殖民者所加给的中华民族和个人的屈辱有密切关系。康有为（1858～1927）的阅历与前二人稍异，但也颇相似。当他“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之时，于1879年“薄游香港，览西人官宝之褱丽，道路之整洁，巡扑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1882年“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26〕以此为契机，终于掀起维新救亡运动。
    何启、胡礼垣等则代表香港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建言立说。在太平天国和广东红兵起义期间，许多广东商绅迁避香港，适值香港工商业迅速发展，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由而形成，并日益在香港社会中拥有实力和影响， 堪与英国在港资本家相侔， 迫使第八任港督轩尼斯在任期间（1877～1882）稍改过去种族歧视政策，开始让个别华人代表进入咨议局，参与议政。关于这个阶级的秉性，有如《太平天国亲历记》的英人作者吟利所描述的：他们“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刮刮叫，但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满清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27〕何、胡都出生于香港，接受英式教育，又一直在香港当绅士，何启更于1890年出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从他们的代表作《新政真诠》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英国和香港殖民制度赞佩不已，对于洋贷的经济侵略和殖民者对华侨的残酷迫害不表反对，甚至把英国的鸦片侵略说成是“通商”，把帝国主义夺占中国土地、欺压中国人民说成是“皆由在上者之自取。”〔28〕这些认识无疑渗杂着殖民教育的毒素。但他们实际上仍紧密注视和关心祖国，坚决主张中国从厉行内政改革，并实行英国现行的开议院和“君民共主”中找出路。在这方面，他们较同时期维新人士更为鲜明而激进，乃至赞襄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
    与前面两类人士有同有异，另具特色的是既有祖国灾难生活阅历、又长期接受以美国为主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影响的容闳等人。容闳出生于南海之滨，贫苦的幼年经历使他对中国下层群众深切了解和同情，他曾短暂就学于澳门、香港，而长期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但他始终魂系中华，关注祖国的命运和前途。60年代后，曾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进行多种活动。由于他接受的是美国评判标准，和英国关系较浅，在香港谋操律师职业时，又因英国律师妒忌排挤而被迫离港，乃至曾因英人侮辱而予以还击。因此，他对香港并无赞词，而且较同时期接受欧美教育的人士更富于民族自尊心，对香港的作为殖民地的看法更为清醒，他指出：“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阔，足为英国海军根据地。有此特点，故此岛终不我属，卒为英国有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