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先贤中对香港关注最多的一位。仅据台北出版的《国父全集》（1973年版）和随后出版的《国父全集》补编所附“索引”统计，提到香港地区就有114处。他于1883年初到香港求学到1924 年11月北上途经香港止，常来往于香港与内地或国外居留地之间，其次数难以确计。在1896年遭到港英当局放逐后，他仍始终重视香港。有人论证，从那时到其逝世，其香港之行至少有17次，其中7次登岸〔30 〕。可以说孙中山酝酿、奠定改造中国和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其一生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革命、建设方案的制订，多与香港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孙中山对香港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外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从他在这方面的认识演进中，我们可以约略地听到他追求祖国独立统一和近代化的脚步声。
    这种关注和认识演进，是以其生长之地与香港仅一水之隔，早年又求学香港为重要基因。按照孙中山多次记述，他的改良祖国与革命救国的思想，萌动于将檀香山社会与落后中国社会的比较，成熟于将香港近代化与内地落后的比较。香港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被孙中山视为较广州便于鼓吹革命和交结革命同志之地。1894年在檀香山首创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就立即回到香港与以杨衢云为首的香港辅仁文社志士于1895 年初共建香港兴中会， 以为就近策划内地革命的总机关，旋于1895年10月策动了未遂的广州起义，揭开了中国共和革命的序幕，它显示了香港在近代先贤心目中的新的积极作用。
    至此，香港仍是一个多种人士、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各种思想主张均有其传播面和社会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乃至反动派角逐场所。港英当局所施展的多面手法，更增加了先贤们认识事物本相、掌握事态发展的难度。尽管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英国和港英当局与中国反动派加紧勾结、阻止中国新生的专横野蛮一面日益突出，香港人士中的民族民主情绪也有所增长。这就推动孙中山较前此先贤对香港有新的体察，采取新的对策。
    就正面作用看，较前此先贤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始终重视英国殖民地在香港完成的破坏和建设的双重历史使命及其已成图象，比如香港的城市近代化、法治社会的确立、官员的洁己奉公等等〔31〕；而且由于其出身阅历、文化背景与前者有异，因而更远瞻更坚定地看到美、法式的共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曾言：“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 仅因彼国人不乐闻“急激之革命手段”，且“香港为其殖民地，时有禁压党人行动以交欢清政府情事。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32〕因此，他固然对英国社会政治有好感，称之曰远胜中国的“良政治”、“政仁法美”，但并非指政体。它只是促进他“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而决心对中国当时专制腐败政府必须“经营而改变之”〔33〕。而通过共和革命来改变中国现状，则非感自香港现实，而是取法乎上，瞩目美、法。至于广大香港华人，则随着其民族民主觉醒，逐渐增多地加入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他们凭借其渴望祖国新生的热情和便于接济国内革命的地理、物质等条件，常给革命者以活动地盘，给予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建设事业以人力物力支助，乃至生活和工作在香港的某些英国人士如康德黎等人，也有帮助孙中山的义举。孙中山对这些多有赞词，一些论著亦多论及。在香港出现的这种日趋热烈的响应民主革命的情景，自是其积极作用的前所未有的发扬。
    英国殖民者的负面作用，孙中山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就有所认识。他因港英当局镇压拒修法舰的香港工人而大为愤慨，并从中看到，“中国人已经有相当的觉悟”和“种族的团结力”〔34〕。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徇清政府之请，三令五申，不准孙中山来香港活动。他从中更认识到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明显差异，他愤切表示要将港督违反本土惯例的行径“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35〕。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再次鼓噪瓜分中国、英国进夺西江航行权、图划两广为其势力范围之时，身在国外的孙中山忧心如焚，于1907年明确指出“江宁条约”为不平等条约，谴责英国割占香港，表示实行民族主义，来“湔除中国人民作为‘双重奴隶’的耻辱”，誓志“恢复我汉室的山河，再把国家变强盛，那时自然可以和外国讲平等了”〔36〕，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致力实业建设迅谋国家强盛的同时，又几次宣称：要谋求中英权限的相等，要在数年后“恢复已失之疆土”〔37〕。辛亥革命失败后，英国支持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搞专制复辟，并在香港等地“热衷于迫害我爱国同胞”，拉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孙中山更视英国为帝国主义元凶，指责其横行霸道，发出英之“夺我香港，……据何公理？逼我吸销鸦片，划我国土地为彼势力范围，据何公理”〔38〕的怒吼。孙中山制订中国建设计划时，曾对香港多有期待，热望就近获取财力和技术援助。然而，事实使孙中山很快认识到：“以此亿兆中国人民之觉醒，使香港政府大为警戒。该地当局，用其全力以阻止一切使广州成为海港之运动，凡诸计划，稍有萌芽，即摧折之。”〔39〕到首次国共合作建立和实行时期，英国和港英当局更与中国反动势力紧相配合，破坏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孙中山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对英国霸占香港并对华人加征赋税，且唆使陈廉伯发动商团叛乱、企图把广东变成第二个印度等等罪恶图谋和行径，屡加揭露和谴责。1924年11月26日，他在神户的一次谈话中，首次公开表示有意收回香港〔40〕。这是孙中山也是中国近代先贤对香港审视得出的最后结论。至于如何收回，孙中山没有说明。但是，孙中山在制订《建国方略》时已提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41〕的模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孙中山很重视对香港各界人士尤其是财界人士的争取，频频希望得到香港的经济支持，港人及受过香港教育的人在其领导的军政府中占了近五分之一〔42〕。他对英国人士何东爵士的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通电也“极表赞同”〔43〕。直到临终前，他仍主张召开和平统一的国民会议。就对外而言，孙中山虽强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主要是通过谈判，没有也不可能诉诸他当时已认知的力不足抗的武力。如此等等，即使孙中山把收回香港提上议程，也存在着尽力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内在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