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八大”召开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于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时说：教授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们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统统发动起来批判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可见，毛泽东又把教授划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并且是批判和改造的对象。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这就明确地改变了中央文件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规定。毛泽东在正式场合提出与前段中央政策相左的观点，原因只能这样解释：一是毛泽东原本就不同意周恩来、刘少奇的观点及中央的指示，因那时他鉴于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不好干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做法。二是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使其改变了认识。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以波兰、匈牙利事件为典型，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罢工、罢课、闹事现象。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阶级斗争意识，表现在对阶级关系的认识上就是把知识分子重新划入了资产阶级行列，看成了敌对阶级。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另一处他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虽然消灭了，但其思想仍然存在，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改变。知识分子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马克思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判断其阶级属性，认为教师、演员、作家都是受雇于资本家的“生产劳动者”，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注：马克思：《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433页。）。而毛泽东却以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属性的依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资产阶级作为完整意义上的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将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者称为资产阶级。这实际上已缺乏必要的客观标准，为“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判断及阶级斗争意识的强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将大批真诚为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倒，并长期不予改正。在反右派基础上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无视知识，无视科学，将搞业务的知识分子称为“白专”进行批判。毛泽东号召的“破除迷信”，内容之一就是破除对教授、专家的迷信。他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名人、权威所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所吓倒”（注：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18日。），甚至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注：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18日。）。这些话如作为对学知识、学文化的激励也不是不可以的，关键是毛泽东的本意并非如此。经过反右派运动，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认为抛开知识分子同样可以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殊不知，由于认识的失误，他提出的破除迷信实际上导致了破除科学，盲干的结果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三
    反右派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的挫伤及大跃进中对所谓白专道路的批判，使整个知识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无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造成了经济的严重困难及各种政治关系的紧张，毛泽东被迫让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这一时期各项调整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1960年起，党开始调查知识分子的状况，并于1961年春在北京、上海同时召开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请科学家到会畅所欲言，倾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1961年7月，中央下发《科学十四条》，其中第11条重新强调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并针对“红与专”问题，明确规定了两条“红”的标准：“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只专不红不对，只红不专也不对，红与专必须统一。”（注：《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这一规定澄清了关于“红”与“专”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说明只热衷于政治不懂业务者不算“红”，只要能用其所学为社会主义服务、拥护党的领导就是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这是对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的肯定。
    同年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专业，不能把政治和专业对立起来，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真正的白色专家只是那些一味与人民为敌，利用专业为反党反革命活动服务的分子。”（注：《陈毅谈红与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9页。）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四个方面谈了知识分子问题。他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周恩来根据列宁关于知识分子属于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的论断指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农民、知识分子结盟，还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长期任务和战略方针，“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63页。）。他重申“八大”上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规定，并指出反右派运动“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63页。）。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知识分子问题又指出：“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注：《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