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就中国而言，指的是近代中国人通过自觉奋斗而创造出有利于在近代世界潮流中生存下去和发展起来的新型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要素（特质）。
    传统，就本文而言，指的是近代以前中国人世代相沿、长期延续（一般在三代人以上（注：〔美〕Ｅ·希尔斯著：《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要素（特质）。
    近代化，在本质上必然包含着对于传统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扬弃，是批判地继承。每一个社会（尤其象古代中国这样具有高度发达文化的社会）的传统内涵是丰富、复杂的，内中存在着多种相异甚至对立冲突的文化主旨或价值理想，存在着各种布域广阔、能够反映环境的复杂多变和需求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要素（特质），这就要求人们区别对待，在批判否定的同时，吸收、利用传统中有利于近代化的成份以为己用。
    在“化陋邦为新国”（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的近代化实践过程中，作为变法维新运动杰出宣传家的梁启超，大力发掘、提炼和利用传统文化中有利于近代化的要素或特质，并呼吁为近代化的顺利进行而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把握。尽管出于复杂的动机和感情（从文化认同和维护民族自尊心的心理需要，到宣传上“为中等人说法”（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的权宜和夸张，到真诚的共鸣和拥护，到对改革对象和环境亦即传统特性的认识需要，等等），梁氏利用传统推动近代化、利用传统文化为历史创新服务的实践，值得我们从事现代化实践的后人批判地借鉴。
    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在西方（包括因学习西方而取得相当成就的日本）军事经济的侵略压迫和文化价值的渗透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欧、北美、日本等一时成为中国志士仁人学习、仿效的榜样。
    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自动沉浸于中国传统教育且成为其中的优秀者，直至1890年，“年十八……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作为19世纪末“变法维新”运动急先锋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人，按照梁氏坦白的说法，“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他们“欲求知识于域外”，只能拥有几本江南制造局或基督教会的译书作为“枕中鸿秘”（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5、6、5、79页。）。所以，作为戊戌变法的杰出宣传家，梁启超大量求助于传统是必然的。
    拯救民族于危机之中，首先需要热爱世界和生命的“仁”的精神，需要舍己为人、舍小我为群体的“爱人”、“为人”的自觉。中国儒家传统中“仁”的学说和“救天下为心”的社会责任感，佛教中普济众生的宏愿，墨子“兼爱”、“非攻”诸论，等等，都成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大力发掘和宣传的传统要素，构成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在1897年10月16日发表于《知新报》的《三先生传》一文中，梁启超以“兴新法”、“救危局”为目的而大力鼓吹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人生观：
    陆子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启超始学于南海，即受此义，且诫之曰：“识字良易，做人信难哉！”又曰：“若不行仁，则不得为人，且不得为知爱同类之鸟兽。”小人持此义以学做人七年，而未敢自信也。子绝四，终以无我，佛说无我相。闻之古之定大难，救大苦，建大业，造大福，度大众者，于其一身之生死利害毁誉苦乐，茫然若未始有觉，而惟皇皇日忧人，于人之生死利害毁誉苦乐忧之如常夫自忧其身也，是之谓仁，是之谓人。忧其亲者，谓之孝子；忧其君者，谓之忠臣；忧其国者，谓之义士；忧天下者，谓之天民，墨子谓之任士，佛谓之菩萨行。（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15页。笔者不能同意张灏先生在其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所表达的看法，即在戊戌时期“梁的思想中‘仁’看来已不占重要位置”（第71页）。即使在张灏先生声称“没有提到‘仁’”的《说动》（见《梁启超选集》第67-70页）一文中，梁启超一再提到“仁”，诸如“盖动则通，通则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疏瀹之，以新新不已”，“夫孔氏戒我，而杨氏为我，此仁不仁之判也”--这里的“仁”，虽已被赋予“动”、“通”、“新”等强烈的近代色彩，但无疑在梁氏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清初大师顾亭林的这句话，为戊戌时期的梁启超再三再四地念叨。爱人、爱集体的道德观念，保国、救天下的“经世致用”传统，在古代中国是相当丰富的，无疑为近代的爱国实践及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梁氏自述，他四五岁时，其祖父“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梁氏吸收了传统中的这些养分，也自觉地把这些思想要素灌输给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