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于《今义》一文的结尾处指出，到了将来的“太平之世”，第一由于“教学大明，天下一切众生智慧平等”；第二由于到时“自有平货齐物之道”；第三由于国与国界限被破除，天下归于“平”，“时变”不再发生了--“观时变者，非太平之行也”。梁氏认为，由孔子设想的“太平世”将是人类的理想世界，人们应该欢迎它的到来。
    《今义》一文，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梁氏认为，学术思想在古今中外可以会通，故在引进西学以为中国近代化服务的同时，发掘传统中的有关要素以服务于近代化也是可取的；第二，梁氏并不认为传统是铁板一块，对传统既不全盘肯定也不一味否定，而是以中国近代化为目标，以西方有关理论和实践为参照，有意发挥和利用了被班固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注：〔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较多地具有人民性和近代性的司马迁思想，同时严厉批判了老子小国寡民、清心寡欲等被认为不适于近代化的思想观点；第三，传统的“太平大同”理想，在使梁氏等人获得对西方文化的一定批判力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追求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成分。
    戊戌时期的梁启超，一再强调“复古意”（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法先王者法其意”（25）。“意”者，理想之谓也。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尽管其中可能含有神秘的色彩、乌托邦的成分和时代的局限，尽管其中可能缺乏实现理想的历史条件，缺乏实践操作的技术环节，许多古代中国人有着相当高尚优美的理想和热情执着的追求：“仁者爱万物”的胸怀，“归于富厚”的人生真谛，“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梁启超说：“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仁、知、勇”的人格理想，“杀身成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执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等等。无疑，古人（特别是先秦）思想中的许多成分，代表了人类的共同、基本追求，散发着强烈的人文气息，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然而，梁启超不无遗憾且感痛心地指出，“秦汉以后，学术日趋无用”（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罪魁祸首是不断变本加厉的君主专制主义。
    到了近代，在西方“兵战”和“商战”等的侵略压迫下，在西方文化价值理想（为戊戌时期的康梁一班人所推崇）的渗透冲击下，“使人不成其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1页。）的君主专制主义日趋瓦解，新型生活方式正处在初步探索过程中，中国传统中适合近代化需要的某些文化主旨或要素--诸如经世致用和穷变通久观念，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富强理想，“民为贵”或反君主专制主义思想，被大量发掘和利用，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地位，真可谓“以复古为解放”（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5、6、5、79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5、6、5、79页。）；而另一些文化主旨或要素--诸如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理想，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主义，文化上一家独尊和保成守旧观念等则被忽视，被废弃。在中国传统中，前君主专制主义的先秦诸子和反思明朝亡于满清历史教训的明清之际诸思想家最受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近代先进思想家和改革家重视，正象有的哲学史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近代，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些革命者和先进人物，不断地回顾先秦诸子和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注：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在梁启超看来，西方社会并非理想社会，但在所有现实的人类社会中最接近理想（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所以，西方的人生实践及其理论，对中国的近代化起着巨大的启发作用。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政无所谓中西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所以，“会通”中西的理想和实践，“复古意，采西制”（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远法三代，近采泰西”（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成为梁氏等人拯救民族危机的基本途径。借西制以通古意，古意必须通过西制才能实现，这就是梁氏为中国近代化提供的基本蓝图，尽管“古意”本身已被染上鲜明的近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