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深重的民族危机，需要“合多人之力以保之”（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需要摒弃“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的“独术”，需要采取“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为特征的“群术”（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需要废除被梁氏认为是中国衰败根原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近代立宪制度。梁启超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体制，无疑直接来自于西方的启示（注：〔美〕张灏：前揭著，第73～74页。）。然而，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乏“爱民”、“重民”、“民为贵”、“国以民为天”等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梁启超大力发掘和利用传统中的有关思想要素和历史先例，以为近代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提供传统的辩护和支撑。梁氏在戊戌时期经常加以发掘和利用的传统要素有：第一，所谓“大同太平之治”的“天下为公”理想（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第二，“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第三，古代中国（特别是先秦）有关上下沟通、尊重民意、集智广益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第四，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有关反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5、6、5、79页。），等等。
    梁启超认为，要建立近代立宪政体，首先需要对人民大众进行启蒙教育。梁启超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75、834、375、64、72、42、32～34、34、42、42、9页。）。在这里，梁氏也援引了中国古代重视教育的传统（注：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4、18、35、37、48、56、63、105页，文集之三第5、10页，等等。）。戊戌时期的梁启超除极力鼓吹仁爱、救国、救天下、兴民权等“以群为体”的思想外，还大力宣传“以变为用”的观念。在“变法维新”的鼓吹宣传中，中国传统中因革损益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观念，“日新之谓盛德”、用新去陈、“作新民”的求新精神，“改制”或“变法”的开拓先例，成为梁氏经常援用的根据。因限于篇幅，不一一细述了。
    1897年8月8日和28日分两部分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8页，第4页，第4页，文集之一第14页，文集之二第35～46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131页，文集之二第62页，文集之三第43页，文集之一第27～28页，文集之二第20页，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文集之一第62～63页，第65页。）（简称《今义》），是戊戌时期梁启超在发掘传统以服务于近代化方面值得重视的一篇论文。
    文章一开头，梁氏就说明“富国学”的发达是西方“彼族之富强”的重要原因。接着梁氏马上补充说，该学并非近代西方所独有，“导其先河，乃自希腊，……虽曰新学，抑亦古谊；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列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他紧接着又指出，发掘中国传统中的有关要素，可以为近代中国振兴商务、走向富强服务：“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义，千年湮没，致可悼也，作今义。”
    在正文中，梁氏依据司马迁的有关论述，又不时引用西方史实和理论加以佐证，得出了发展近代中国经济所必须遵循的一些一般性原则：“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之所借以自存也”，而中国老子所谓“邻国相望而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及近代“以锁港谢客为务”，正是“中国受病之所在”；“凡圣人之立教，哲王之立政，皆将以乐其民耳”，所以，“西人愈奢而国愈富”，“东方诸国之瘠亡，盖以此〔尚俭之习〕也”，所以，创造条件发展生产贸易，以满足人民需求，而不是杜绝人民的需求或与民争利，才是为政之正途；国家富强，应以发展生产、改善流通为根本出路，应以发展生产“力”为基本源泉，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器”；要使中国臻于富强，必以中外通商互市为条件，必“乃举全国而口岸之”，“必以人物归之为主义”，必以发展生产技术（“劝女工，极技巧”）为基础；经济发展是道德建设和完善的基础，“人富而仁义附焉”；重视古人的智慧，会通古今中外，认识商业贸易盛衰之原理，掌握市场变化之规律，发挥进取致富之勇谋--“若以治今日之中国，拯目前之涂炭，则白圭、计然，真救时之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