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会议期间，陈毅也一再重申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指出：“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注：《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一属性的重新肯定，使他们欢欣鼓舞，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据聂荣臻回忆：“广州会议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科学事业更加尽心尽力，当时普遍生活困难，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注：《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但这期间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迫于严重的困难局面进行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形势的看法的分歧，“左”的思想愈演愈烈。从1963年起，毛泽东频频对文艺界进行批评，指出文艺界不反映社会主义的东西，却热衷于封建落后的东西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注：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错误估计被康生、江青等人利用，他们推波助澜，在文艺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等一切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使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同时，毛泽东也一再明确表示与周恩来、陈毅等人关于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相反意见。1964年8月25日，他在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生代表团时说：“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注：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92、192页。）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们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92、192页。）1966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注：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92、192页。）
    这种“左”的思想虽然在当时难以代表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但由于党内生活不民主，毛泽东利用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最终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和政策，终于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四
    由上可知，十年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经过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和又有否定的曲折过程。这种时而肯定、时而否定的状况反映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既想依靠又怀疑的矛盾心理。这期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整体上讲还不是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正确的政策是在克服“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中艰难实施的，所以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而“左”的思想的存在及影响是由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通过对这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应充分估计知识分子在和平建设时期的重要作用
    战争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有军队的冲锋陷阵和工人、农民的积极支持便可保证革命的胜利。但和平年代里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世界各国都在依靠科技兴国的时代，没有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想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富强和先进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党虽然也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认识不深刻、不系统，有时还幻想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建设问题，大跃进就是一个明证，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二，应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其建设富强国家的积极性给以充分肯定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受教育和长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的说来，知识分子是每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亲眼目睹了近代以来国家多灾多难的现实，厌恶国民党的腐朽统治，称赞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所以在新中国来临的前夜，拒绝国民党的威胁和利诱，严肃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旧知识分子真正思想反动、顽固不化者为数极少，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般是可靠的。应该说，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在经过长期改造后仍不信任，并将其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则是十分错误的。
    第三，政治上的民主化，特别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有法律保证的社会秩序是保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性和稳定性的不可缺少的大环境
    十年间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摇摆性的原因之一是最高领导层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上的分歧所致。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的认识显然不同，但毛泽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轻易改变中央已作出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生活缺乏民主使然。其教训是令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