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改革派的改革，很少是政治领域方面的改革，主要是经济领域方面的兴利除弊。这与后来的洋务派甚为相似。林则徐本人的改革，概括地说，较多侧重在农业生产的改革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经营与管理的改革，另外，就是重视生产技术的革新。这些改革、主要是围绕农政、漕政与盐政进行的。这些方面长期为清朝封建经济思想家所关心。这些部门弊病丛生，病国病民。他们的改革，也由此入手。
    （一）漕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漕运关系京师粮食的供应。林则徐清楚地意识到漕政积弊丛集，“不独州县之浮勒，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均为法所不宥，即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于无一可恕。”（注：《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4-135；43；13；339；337页。）1824年，黄河高堰决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淤塞，严重影响漕运，漕运粮米是清王朝的生命线。当时有人提出海运计划以替河运。可是主管漕运的魏元煜、颜检、张师诚因感阻力重重，“以窒碍难行入奏。”（注：《清史稿》第3594页。）可见反对势力之大。林则徐此时正任江苏布政司，面对反对势力，他仍力主海运。从五月初六至十三日间，林则徐多次与江督魏元煜磋谈明年实行海运的计划。林则徐认为，上海沙船多至千计，每年往来沪津，东北，航道熟悉，且每次北上，放空船，如由他们载米北上，利商利官。林则徐主张海运，是与他重视商人力量思想分不开的。魏元煜因此改变了主意，并由林则徐撰稿，奏请于明年实行海运。漕运作为此根本性的改革，是与他重视商人力量思想分不开的。漕运的改革，有利于革除漕弊，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
    （二）改造黄河的宏伟理想和计划。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之一，就是黄泛。据统计，1946年以前三四千年中，黄泛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清朝以后，“无一岁不治河”。从顺治至嘉庆年间，决口即达115次。由于河政之腐败，每年动用大量国库，而河泛依然。“病河病财”、“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注：魏源：《筹河篇》上，《魏源集》第365页。）。所以魏源指出：“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厄，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厄也”（注：《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4-135；43；13；339；337页。），把鸦片走私白银外流与河工中饱相提并论，可见其管理制度腐败之严重。
    林则徐受命治河有两次，一次在1824年，约三、四个月，另次在1831年底至1832年初，只有二、三个月。河泛一来，清王朝总是要拿主管河工大臣开刀。1824年11月，高堰十三堡决，江督孙玉庭及河督张文浩的获罪。清王朝派对河工不熟悉的林则徐督河工。对林则徐来说，不仅“忠君”需要他去承担风险之河工，并且是他为国展施抱负的机会。所以他仍然接受河工任务，并表示“力振因循、首在破除情面”（注：《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4-135；43；13；339；337页。），首在革新。林则徐历代治河经验基础上，认真地实施。如加强料垛的管理，认真检查，保证质量。测量各湖水位，掌握水文资料革除不称职官吏。此外，他采取以石压埽的护提技术，而“众议互诅泥”。林则徐力排众议，行之有效。他留给后人的精神也是感人的。“朝夕咨访、豫东黄河多至十数厅，所储岁料数千垛，皆徒步抽验其虚实。”（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第24卷。）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注：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引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80页。）这种体身体行和务实行作，正是经世派的特点。
    （三）卓有成效的水利设施。清代河患儿无年无之，儿无地无之，而以江浙为最严重。江苏的吴松江，黄埔江和娄江（刘河）总称三江经常淤塞成灾，“农不得耕”。林则徐亟力提倡疏刘河三江，“俾资宣泄，旱涝有备”刘河源出太湖东北，绕太仓经镇洋，嘉定入海，全长七八十里，白茆河在常熟境内长五六十里。同年年底，林则徐奏命署江苏布政司使。当时，“先相国总督两江，与江苏巡抚韩公，浙江巡抚帅公，会筹酾沈淡灾之策，议大兴水利。”（注：魏源：《江南水利全书叙》、《魏源集》，第393页。）水利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林则徐在向道光帝汇报其成绩时谈：“臣舟舆所历，亲见遍地禾棉，皆已长发，弥望青葱，锄祓之民，皋皋熙熙，共冀岁登大有，较前此数年景象迥乎不侔。”（注：《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4-135；43；13；339；337页。）宝山海塘竣工后，“绅士庶民，扶老携幼，香花载道，无不欢欣鼓舞”。在观看海塘竣工人群中，竟有近百岁及九十岁之“耆民”（注：《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4-135；43；13；339；337页。）参加。足见这工程是十分深得民心的，也反映了贫苦人民的期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封建官吏，林则徐虽然具有忠君思想的一面，然而，他所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思想文化熏染，使他努力从事兴利除弊，发展国计民生的活动。这些活动，也都是为了“本固邦宁”而进行的。他奏称：“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与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筹国计。”他希望长使国计民生悉臻富裕，正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精华，是封建社会爱国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因此，我们认为，历史上有作为人物离开“民本”这一传统思想，就难称得起爱国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狭隘的“忠君”的官吏而已。林则徐身上所体现的“民本”和改革思想，正是传统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