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的误区
    平心而论，就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特征的揭示来说，不无确切的地方。如他对中国家庭伦理关系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确实较注重于家庭血缘关系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宗法制度。直至今日，血缘关系和传统的宗法意识，不仅仍是人们彼此交往的准则，而且在相当的场合下仍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因此，就情感而言，梁漱溟对“伦理本位”这一特征的揭示，易为国人带来共鸣。再者，梁漱溟对国人可通过科举来改变职业，通过土地买卖来改变贫富的叙述，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部分事实。
    然而，从梁漱溟概括中国社会特征的主要内容来看，却基本上是错误的。
    首先梁漱溟把中国社会界定为“职业分立”，就难以让人苟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界定，基于他对阶级的认识。他说：“何谓阶级，俗常说到阶级不过是地位高下、贫富不等之意；那其实不算阶级。此处所称阶级乃特有所指，不同俗解。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梁的解释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理解相差甚远。列宁是这样对阶级下定义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由此来看，梁氏显然未认识阶级的实质是一部分人凭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能够占有另一部分的劳动。梁漱溟的错还不仅如此，他的错还在于以这种认识来分析中国社会。
    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两大对立阶级，其根本原因“即在其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而之所以无垄断的形势，是有下列三点决定的：（1）土地自由买卖。（2）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3）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也无之。
    在梁漱溟看来，土地可自由买卖，就可人人得而有之，就无法形成土地垄断。从学理上讲，梁的推论似乎可信。然现实中决非如此。这如同皮货商场里的裘皮大衣自由买卖一样，裘皮大衣的自由买卖，决不等于黎民百姓均可得而有之。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商品的自由买卖是一回事，能否自由买卖而人人得而有之又是另一回事。这是现实生活中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因此，如果仅从中国历史上曾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个前提，是无论如何得不出“人人得而有之”，“土地已难垄断”这样结论的。另外，中国遗产均分制，虽一定程度迟滞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和垄断，但也不能看不到，遗产均分，仅仅是家族内的均分，而不是全社会的。
    中国历史的事实是，自周秦至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封建主义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7页。）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期，拥有三、四百顷的大地主就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的土地甚至有千顷以上。如武帝时酷吏宁成买地一次就逾千顷；汉初相国萧何在关中’贱强买民田宅数前万”（注：《史记·萧相国世家》。）。即使到了近代，中国社会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没大的改变。应该说，正是地主阶级凭其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占据着大量的土地，并以此对农民阶级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正是这种对抗，才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的反抗和斗争。这怎么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阶级社会，而是什么“职业分立”的社会呢？
    其次，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随从情感上较易为国人所认可，但于事实上却与中国不符。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额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注：恩格斯：《反杜林论》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不用说，中国作为阶级社会，人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阶级的伦理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阶级关系，伦理关系也只是阶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出于某种需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也可能会施以小恩小惠，给人一种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但实际上，这种表面现象终也掩盖不了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极少见由于农民交不起租，地主会主动免除地租；相反，农民由于交不起租或还不起债而被迫家破人亡的事例却是比比皆是。就是在梁漱溟鼓吹中国是“伦理本位”的三十年代，据记载，仅1935年就有2000余万农民不堪地主的压迫剥削而被迫离乡背井。（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2页。）如江苏扬州效区农民刘陈氏，1933年借同姓大地主刘步远80元，3年一滚加到450元，逼得她只好将18亩田、11间瓦房典给刘步远，过了两年，刘步远心安理得地将这些田地房屋据为己有。（注：张江明：《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第43页，新华书店华南分店，1951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见得多的是农民不堪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反抗斗争；同样，我们见得多的是地主对农民斗争的血腥镇压。试问，这是什么“伦理本位”的社会？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不符合中国事实。“伦理本位”或“职业分立”，实际上反映了梁漱溟等一些传统儒者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向往。他企望在中国能将家庭的伦理关系推之于社会，使社会多一些情谊，少一些对抗；他企望所有中国人的职业都无高下贵贱之分，即使从政的官吏，也不过是社会的一种职业。遗憾的是，梁漱溟的理想并不是中国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