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漱溟以他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为基础，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乡村建设的路”。
    梁漱溟认为，中国建设只能走乡村建设的路，而不能走别的路，这也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第一，梁漱溟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建设的必然路向。他说，中西不同的社会构造，决定了中国的路向必然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的建设路向上，有人主张个人主义，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其实，“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与我们中国不合适。因为西洋的近代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都各有它的历史背景，都是从它的社会历史演出来的。而中国的社会历史，根本与西洋不同，……不但与中国的伦理道理不合，尤其是不合我们现在的要求。”因此，就中国建设路向来说，“必须于二者之外，另外去求，寻求第三条路来走。”（注：梁漱溟：《中国社会构造问题》，《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3期。）
    第二，梁漱溟从中国的具体情况论述了中国只能走乡村建设道路的理由：（1）从建设的根本点来看：“大家知道此刻中国最大的问题，为旧社会构造的崩溃与新社会构造的如何建立”。建立新的社会构造，乃是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建立新构造，关键在于国人新习惯，新风尚的养成。梁漱溟指出，新习惯、新风尚的养成，“须从小范围着手，即从乡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入手，亦即是由近处小处短距离处做起”。（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2）从政治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的”。再加之由于向来无阶级，所以中国“是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无统治阶级，所以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不敢用力量”。这种情况决定，中国建设不能由上而下，只能从下面做起。（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梁漱溟曾多次讲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去学习西方，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缺少一个象日本那样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注：参见梁漱溟的《中日农村运动的异同及今后中国乡村建设之动向》一文，载《浙江建设月刊》10卷4期。）（3）从经济层面来看，梁漱溟指出，“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故恢复农业生产力当较兴起工业生产力为简便迅捷”。同时，中国现成的生产条件是土地，而工业生产所需的条件资本，“适我所缺”。所以中国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是先发展农业，“以农业促发工业”。也就是说，只能走乡村建设的路。（注：参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8册，第228页。）
    总之，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改造中国的路--即乡村建设的路。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梁漱溟的中国特殊论，规定了他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同时也奠定了他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石。
    由上述可见，梁漱溟关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基本理论与主张，都是建立在他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基础之上的。
    从纯学理上说，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办法，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无二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是根据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问题是，对具体情况必须有个正确的分析，然后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梁漱溟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梁漱溟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虽也懂得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先认识它，然而由于他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同时又误将理想的东西当作现实，从而导致了他对中国社会的错误认识，他的这一错误，又必然导致了他据此认识而提出的改造中国方案的错误。他在三十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的最终失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