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漱溟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与他改造中国的主张
    更为严重的是，梁漱溟不仅把自己的理想社会当成了中国的事实，把“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说成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而且他还据此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与主张。
    （一）梁漱溟以他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为基础，提出了中国“无革命”论。
    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梁漱溟不仅将中国说成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而且高度评价了这种社会结构。他赞颂中国的社会结构，“分得很匀，构造非常巧妙”，“阶级统治之不成，而中国政治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伦理与职业辗转相成，彼此扣合，其理无穷”。（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体现了人类的进步，远优于西洋那种“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其优越性之一，就是“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永无革命的条件：第一，从伦理本位上言之，中国由于缺乏团体生活，故团体与个人关系隐淡，家庭骨肉之关系就格外显著。不仅于此，社会还将这种家庭情谊推之于其他方面，如经济生活上东伙关系，教学生活上师生关系，政治生活上官民关系，一律家庭化之。于是，“由此社会的家庭化或曰伦理化，乃使此社会中每一个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也对他负有义务。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许多问题皆从这里得到解决或消弥，无从有爆发革命”。第二，从职业分立上言之，中国社会由于缺乏阶级的分野，故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一种逼人对外抗争的形势；职业分立的社会，则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在中国社会里，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故无革命。”（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梁漱溟基于他的中国特殊论，得出结论：“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建设问题。（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这实际上是为他的改良主张制造理论根据。
    （二）梁漱溟以他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为基础，规定了中国建设的根本任务。
    中国问题既然不是“革命”问题是“建设”问题，那么，建设什么呢？梁漱溟基于他的中国特殊论，规定了中国的建设任务就是“重建一新的社会组织结构”。
    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这一传统的社会构造，虽体现了人类的“理性”，但自“西洋风气输入”以来，却出现了瓦解的趋势。
    首先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西洋个人本位的观念冲击下遭到了破坏。西洋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传入以后，国人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整个社会风气变为：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力心重，义务念轻；从让变为轻，从情谊的连锁变为各自离立，谦谨变为打倒，对于亲属不再讲什么和厚……总之，“旧日风气，破坏得厉害”（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旧的传统结构遭到破坏之后，作为新的西方的“个人本位”结构也未能建立。于是整个社会陷于一种“东不成，西不就”的矛盾之中，大家找不着准则，人与人无法相处。如为父者不知如何为父，为子者不知如何为子；学校里先生不好当，学生也不好当；“家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于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在“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遭破坏的同时，“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也遭到了破坏。梁氏认为，在传统社会里，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分得很均匀。出现这种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垄断。但自西洋观念传入后，“这么一个一切都没有垄断的社会，现在已被破坏，渐往垄断里去”。一是受教育的机会被垄断，许多贫苦子弟已上不起学费昂贵的新式学堂，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二是经济致富的机会被垄断，农民由于缺少文化，只能从事难以发财的旧式农业，而一些掌握了新知识、新技术的新派人物，却从事工商业很容易发财。三是政治上参政的机会被垄断，政权已为一部分人所操纵。然而，垄断的成功，是需要条件的。这条件就是社会秩序。但中国却无秩序。因此，尽管中国“渐往垄断里走”，破坏了“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然垄断却始终未成。垄断未成，阶级社会也终未形成。
    总之，在梁漱溟看来，自西洋风气传入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传统的社会结构遭到了破坏。因此，要解决中国问题，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一新社会构造”。三十年代他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时，即宣称他的乡建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运动”。（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在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上有其意义，即等于没意义”。（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68、168-169、171、174、170、174、174、176、453、204、208、161、166、21、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