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祖先就有“编氓为伍”的做法。以后，这项制度被传承下来，并随着经济基础、政治方略的变化而日趋完善或加强。但综观我国古代户籍制度，无论如何演变，总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在自然经济环境中，政府将全国人户按其所业或本身所需，分成最基本的几大类，每一类户，都赋于相应的封建义务。然后，以牢牢掌握这几类主要的户籍，来带动对全国户口的控制，并保证赋役的完成。
    明朝也不例外，建国初年政府就将全国户口分为民、军、匠、灶等籍，各职业户基本都分属其下，其时尚无“商籍”之说。然而明中叶以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商人队伍壮大，商业利润丰厚，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源头之一。因此商人户籍再不能一成不变，同时也不能不影响到明代整个户籍管理。明中叶后，一些地方文书、史志中，陆续出现了“商籍”一词。明末及清朝的一些学者评述明朝户籍，认为除民、灶、军、匠籍外，还有“儒籍、商籍”（注：参阅谈迁《枣林杂俎》智集，查继佐《人海记》，转引自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章《户籍和土地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5页；商衍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1章《童生之考试，生员及生员系内之各种考试》注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4页。）等。
    当代史家由于对史料的理解不同，因此评论明代商人户籍意见也各异。如许大龄教授认为，明代铺户（坐贾）被注上的是“铺籍”（注：见许大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韩大成教授说，明代商人占“市籍”（注：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9章《城市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唐文基教授认为，铺商“似占双重籍”，既占民籍，又占符合其职业的商贾专籍（注：唐文基：《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明代商人户籍究竟如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商人户籍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由于史料记载不甚明了，颇费理解。但这是明代商业史的前沿问题，也是明代城市、商贾管理，商税征收，商役佥派，乃至整个明代户籍、赋役制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值得进行探讨。
    一、明初（注：本文明初大体指洪武至永乐年间。） 商贾无专籍
    在论述明代商人户籍前，有必要先对明朝文献中的“籍”字作一探讨，并对我们所讨论的“户籍”给出一个界定。明代文献中“籍”字颇为多见，但意义各不相同。据《说文》解，“籍：簿也”，即簿册，这是籍的本义。明朝文献中太祖“置户贴户籍”中的籍即指登记人户丁口的簿册（黄册）。后“籍”字又有诸多外延、引伸。如用作动词，“太祖籍天下户口”，指登记、注册；“押原籍州县复业”，太祖召见国子监生，问其籍，对曰臣真定府柏乡县人”（注：隆庆《赵州志》卷七《人物》，中华书局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刊本影印1961年版。），此引伸为登记户籍（或祖上登记户籍）的所在地，如史书上称某人为“浙籍”、“徽籍”、“长洲籍”……也正是此义；还有进士登科，礼部册上录书为“官籍”、“儒籍”，这是体现特殊人物的身份之籍。而籍最中心的意义是役籍。政府将全国人户编排成册，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向臣民征收赋税和加派徭役。赋税尚可依据田地，徭役却大多根据人头，因此户籍和役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户籍一旦确定，其人户必须承担的徭役也随之确定。王毓铨先生曾对此作过深析，他指出明代文献中的籍，主要是指封建役籍（注：见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本文所讨论的商人户籍，主要就是指役籍意义上的户籍，即由商人户籍所规定的商人之役籍，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一些问题。
    明初，政府未为商贾专门设籍。洪武时，明太祖登记天下，将人户主要分成三大类：“曰民，曰军，曰匠”。也有记载分成四大类的。洪武二十六年朝廷规定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仍开军民灶匠等籍（注：万历《大明会典》卷二○《赋役》，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在每一大类下，又分若干职业。登记户口、编户造册是政府行为，上述记载，说明明初未为商贾专门设籍，这决不是政府的疏漏，而是当时历史使然。
    由于长期战乱，明朝建立伊始，面临的是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局面。一个新政权要能存在并稳固，其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能取得足够的田赋税粮充作国用，能征得许多劳力来为朝廷服务，这就使建立一个适合本朝的户籍制度成为朝廷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明太祖决定户籍管理沿袭前朝成规，并加以强化。他告谕天下，“许各以原报抄籍”，即以元代户籍划分为准，将全国人户主要分为军、民、匠、灶等籍，并作出规定，人户以籍为断，不得妄行变乱。如民户，“田虽易主，而丁不能改其籍”（注：《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二赋役部，艺文五，洪懋德：《丁粮或问》，中华书局影印本。）。军、匠、灶户，要世代相袭，“役皆永充”，并不许冒充或改当民籍，“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注：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口总数》。）。明太祖在户籍问题上承袭前朝成规，固然有因形势急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缘由，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讲，元朝的户籍制度也能大体满足明初的需要。元朝的户籍分类，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和封建统治特点相适应。军户是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专制统治的工具；民户是以农民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民营手工业者及其他一些杂散职业者，他们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匠户是受官府直接控制、有特殊技能、专为统治阶级衣食住行等造作的匠人；灶户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盐的制造者，而作为国家专卖品的盐，是政府财政的一人重要来源。这四籍不仅涵盖囊括了全国各色人户，而且强制于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也能基本满足统治阶级的各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