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户籍中无商贾一籍，商贾与一些民营手工业者均隶民籍。明初袭元制，商贾无专籍那是自然的。这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合理的。首先明初之际，社会经济中的商业活动并不十分活跃，商人队伍也不壮大，商业活动和商人队伍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只是一涓涓细流，尚不足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和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弘治年间，社会的基本模式仍为“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妇人纺绩，男子桑蓬”（注：万历《歙志》，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章《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 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24页。）天下人多自给自足，国内市场狭小。广大乡村多无铺户（开店的坐贾）。稍大的一些村镇，虽有铺户之名，但大多也“实无居货”（注：叶春及：《石洞集》卷八文牍一《免铺户置簿》，《钦定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不少地方商旅足迹罕至，商品流通十分有限。其次，从明前期统治阶级的物质消费来看，他们所需主要还是以贡赋形式，即通过向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征收实物而获得。所谓“岁办”、“额办”、“杂办”，又称“丁田之役”，是朝廷征收物料的主要手段，其方式一是按田粮分摊，二是按里甲派征。如办纳朝廷及各级官府行政用品所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造作必备物料等，都是按丁田科派于军民等户。正统以后，政府规定除田赋外，其他税赋包括上贡物料，可以银代物，是为“折色”。折色的征收，才引出了“听差殷实大户赍价于出产地方收买供用”（注：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即所谓“采办”。这里的殷实大户多是指民户中的乡绅、富民户之类，他们也可能是大商人的前身，但当时他们决不是以商人身份当差的。从“岁办”、“额办”到“采办”、朝廷、官府所需基本都不以商贾为媒介，而是或者从民、军、匠、灶人户中直接索取，或者通过军民籍中的殷实大户从产区直接收购。明前期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不为统治阶级所瞩目。另外，从朱元璋起，明初政府一直实行“崇本抑末”政策，歧视乃至压制商人及商业活动，政府倘为商贾另立一籍，这无疑是对“逐末之人”的整体承认。因此，明初不为商人单独立籍是情理中事。
    这一结论还可以从明朝的“进士登科录”中得到证实。记载明朝科举新贵，即高中进士的学子姓名、地贯、役籍、出生年月、所攻学业等内容的《登科录》（又称《同年序齿》），是一部官方认定的，记录、保留进士户籍较全面的珍贵史料。在万历之前历朝数千名进士中，无一例登记为商籍或与此相关的铺籍、市籍者，这又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明初乃至明前期商人无专籍的论断。
    明初商人无专籍，但封建义务是一定要承当的，那么他们隶属何籍（原役籍）？承当何种役使？元制：商贾及民营手工业者隶民籍。明承元制，商贾从民籍应无疑问，但事实上似乎要复杂些。明初政府虽有不许变乱户籍（实际即指役籍）和军、匠、灶等户“皆不许分户”的法律规定，但动态的社会，使行政包括法律上的干预、强制，都不能抑制家庭职业的重新选择和社会人群的流动、变化。上述规定，可以使政府设置的四大役籍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但每个家庭还都可以在正职之外，以剩余资力人力兼营其他职业，从事其他劳动。有的甚至违背规定，分户析产，让子弟去独立发展祖业以外的职业。这其中开店设铺经营商贸者就为数不少。
    洪武年间，在南京、苏松地区，即有拥有田产的地主、富户兼营商业的。永乐年间，迁往北京等地落籍的富民及其后裔，开设店肆者大有人在，甚至一家有数处之开张（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他们的职业已经是商，但照常编入里甲、纳赋供役。他们没有脱离民役。直到明中叶，北京有些铺户还承继祖籍。“岁粮方办，而里长频催；均徭未完，而驿传接踵。供军贴匠，岁无宁日”（注：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铺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这部分铺商属民籍无疑。
    军户是政府管束最严的一种人户。但明初军人经商者（尤其是有功军人将积蓄投入商业者）比比皆是。永乐年间，成祖颁布这样一道命令，“那军家每（们）在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料，他怎不肯买办……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著他买办”（注：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一《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转引自《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一。）。既然一体“著他买办”，那么就可以视作是朝廷承认军户经商的合法性。明律规定，军户户内数丁必须服军役，其余丁男或家属可以充吏、生员，自然也可以当铺商。永乐以后，军人家属经商更为普遍。当时江南巡抚周忱曾在一份奏疏上称，“淮安二卫，……今者填街塞巷，开铺买卖，皆军人之家属矣”（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这种军家铺户、“军人家属”显然是属军籍的。徽州率东程氏就是典型的一户军籍商户。程氏第十世程观保于元朝末年名在军户册籍。十一世程维宗明初经商，曾获暴利置下田产，但他及其子孙仍为军籍（注：《率东程氏家谱》虽未明记元末明初程氏家族为军籍，但记十世孙程观保“全身保家悠久也”，又说他“昔在军旅”。还记，明初程氏十一世程维宗有“洋湖”，“名曰‘知报庄’，以备军役之用，至今犹遵守焉”。十二世程寿童“又充千夫长”，即千户长，是为明代军官。从这一系列记载看，程氏是军籍商人。以上资料见程时化《率东程氏家谱》卷一、三，嘉靖四十二年刊本。也参考栾成显《明末典业徽商一例》，《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匠户的主体是手工业者，而铺商在某种意义上与手工业生产者有着亲缘关系。“前店后坊”，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典型模式。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朝廷对工匠服役实行轮班制，即“岁率轮班至京受役”，使匠户的劳役有所减轻，不少工匠可以有余力和时间经营自己的产业。他们开店设铺，经营自己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他们身为匠户，承担着匠户的役籍，但又同时经营着商业，并且因为这种经营结构紧密，他们的店铺有较强的生命力，可以世代相传。其中不少人还从坐贾发展为行商，专门从事贩运买卖，基本上脱离了工匠的行业，但在户籍隶属上仍归匠籍。如安徽休宁商人汪正科先祖：“囗传至福厚公，大明高皇帝定鼎金陵，囗为匠籍”（注：汪正科：《汪氏阄书》。原件现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此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10章《徽商个案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传至正科，仍袭匠籍。
    至于灶户，虽然他们普遍社会地位低下，但个别从制盐者（尤其是一些豪灶）转向盐的销售者（包括私盐营销者），继而成为富商大贾者在明前叶也不乏其人，这类盐商依然隶归灶籍，服灶籍应当之役。
    总言之，明前期铺商的役籍是分归于军、民、匠、灶诸籍的，而其中主要是归属民籍，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