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籍”的设定
    如上所述，明初人户各有定籍，不得随意变乱。然而，明中叶后由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加上国家长期基本处于安定环境，因此生齿渐繁，户口分合、流移，有脱籍，更有附寄籍者，全国户籍（除民籍户较稳定外）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初所定军、匠诸籍，多虚尺籍，其子孙“或耕，或商，或读，或吏，不复知有先世之业”（注：王夫之：《噩梦》，转引自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 章《工商业政策及其他》，第291页。）。由于受“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的影响， 商业成为人们热衷的选择，因此户口流向商者为多。
    同时，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带来了赋役、货币，包括盐法等方面的变化，行商得到以折色代役（赋）的便利，能安心寓居一地，相对稳定地经营商贸。特别是盐商，自从“开中”制改为“开中折色”后，他们由原来的纳粟边境改为纳银运司以领取盐引，解除了远涉之苦，于是向盐业集中地（尤其是两淮、两浙）麇集，并定居下来。他们积极在当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以求取得附籍或寄籍权。他们及其子孙“婚姻于兹，衣食于兹，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而他们一旦返回故里，反遭到指责，“谓其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故乡人“群以冒籍攻击之”（注：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一五《风俗》，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初编》，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显然，他们长期脱离原籍地，祖籍已经得不到承认，原来是军是民是匠对他们几乎都无什么实际意义了。他们真正的位置在职业所在地。明中叶后行商，特别是大盐商在侨寓地普遍土著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然而，唯独在参加科举考试中原籍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明代科举，不管哪一级考试，应试者都必须填报体现本人和家庭身份的所谓原籍。“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他郡试。”（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29册，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86-487页。）明朝政府原则上不承认在原籍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应试，更有严格的“冒籍之禁”。因此，外寓人员参与科考一不能遗弃原籍，二往往要徒劳往返，去百里千里外赴考。
    明代盐商和历代盐商一样，依然是商人中得利最巨的一类。但他们在财富方面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得到的只是锦衣玉食以及奢侈的物质生活，为了要光耀门庭、提高社会地位，他们寻找的唯一出路是跻身官场。于是他们热衷于科举，希望科举能使商贾改变身份，并为商人子弟入仕提供最佳机会。而政府对盐商参与科举一向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元代，河东盐场就专为盐商设立了“运学”，其受注册学生称为“运籍”，运籍学生允许在所属运司应试。明初运学一度废除，至正统初年，河东恢复“运学”、“运籍”。但有些大盐场如两淮、长芦等仍不设运学，盐商子弟可附籍应试，取得专门额例。当时这种附籍虽未称商籍，但却是为商人设专籍的先导。
    关于两淮、两浙盐商“商籍”的设立，日本学者藤井宏、寺田隆信和中国学者张海鹏、王振忠等先生早就作过详赡的论证。综合他们的学术成果可知，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两淮正式设立“商籍”。不过此“商籍”中“且有西（山、陕）商”，而无“同省地近”的徽商，徽商仍只可附籍应考。两浙盐商及其子弟，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即“比照河东运学事例，具呈巡盐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学道议允，行运司录送”，让政府同意他们在盐场“附民籍收考”。两淮设“商籍”后，在两浙引起极大反响。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徽人吴宪、汪文演的倡议下，两浙盐商及其子弟，极力向“台臣”争取，得到了巡盐御史、徽商之同乡叶永盛的特别关照和支持，也设立起“商籍”，同时又得到朝廷的承认并加以重视。朝廷有令，“在浙行盐商人子弟，凡岁科，提学使者按临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钱塘三学之数，另占籍贯，立额存例”（注：此引主要据日本学者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研究》（《江汉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1985年版）、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学者张海鹏主编的《徽商研究》（安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著作。）。“商籍”的设定，使两淮、两浙的盐商及其子弟，不必再为上进、科考而徒劳奔波，同时又确保了国家对盐税的征课，甚至增额，真所谓“庶商籍广而世无迁业，赋有常经也”（注：雍正《两浙盐法志》卷一五《商籍》。）。“商籍”既方便于商家，也有利于政府。
    如以上所述，实际“商籍”一词，也并非在两淮、两浙的“商籍”置立后才有的。明中叶的各种文献中，“商籍”屡有踪迹。如明朝各级政府，均有商贩“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的规定。官员们上疏批评政府压在商人身上的负担过重，以致于商铺“一挂商籍，其家立罄”。山东临清，徽商占籍者居多，“商亦籍也”。清朝人言前朝事，说明朝都市中有“商籍”（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29册，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86-487页，许承尧记曰：明朝都市“则设富户籍、盐籍、商籍”。）……细细体味这里所说“商籍”的意义，笔者认为都是从商贾职役角度所给出的一个定义，多是指商铺在市井中编行、占籍当差的意思。当时“商籍”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和固定搭配，它更不能在科举过程中生效，因此将其说成“铺籍”、“市籍”（注：铺籍，作为一个词，在明朝史籍中未曾见过，应该讲明朝没有铺籍一说。但从铺商占铺行之籍去理解，说铺商占“铺籍”也是说得通的。市籍一词，出于《汉书》，汉武帝时，“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这即是说，帝制中国开始时，商人就要登记在“市籍”下，受到种种限制和监督。这项制度沿续到唐代以后已逐渐缓解，乃至消亡（参考杨联升著，段昌国译《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明朝“市籍”一词很少见于官方正式文献和典制，但民间仍保持这种传统称谓，此义无疑是因为铺商在市井占籍当差之故，也可能是当时文人的书面语言，今人沿袭之。）也未尝不可。而在万历年间于两淮、两浙所建立的“商籍”，有以下几层含义：1.“商籍”占有者的身份是盐商及其子弟；2.指居于本（原）籍之外（甚至不包括同省不同地者），准其在流寓地附籍之商人，如《两浙盐法志·凡例》中说：“惟商籍皆非浙人而久客于浙者”；3.“商籍”获得者有在所在地参加科举考试之资格；4.这些人在当地府、州、县学中，另占有为之特设的学额。因此，这“商籍”是有特定含义和局限性的专有名词，是大盐商在科举中的特权。正如后人所评价的，这一商籍占有者，“非若列肆居奇、肩担背负者，能同日而语也”（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39页。）。也就是说，此“商籍”与其他形形色色行商坐贾及小商小贩无缘。它具有役籍的外壳，却丧失了其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