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他们虽然学术观点不同，政治倾向不一，有的人后来甚至沦为民族败类，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一腔热血，希图学成后最好能回国效力，否则也要在域外为国增光。想当初容闳欲考耶鲁大学，经济上陷入绝境之时，为将来择业“最有益于中国”，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回国后必须当传教士作为条件的资助。而第一批留美幼童出身的詹天佑，则创造了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修建铁路的奇迹；第三批留美幼童回国的唐绍仪，则在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时，坚持近代民主思想，抵制袁世凯称帝，并投入南方革命阵营。更有一些留学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甲午海战中牺牲的一些海军军官、黄花岗起义与以后在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烈士们……其中，最有名的当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秋瑾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们都在不同阶段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牺牲。因此，留学生们的爱国精神，不仅成为近代留学运动的源泉和留学生群体的主流倾向，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畏强暴，力图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之一部分。今天，我们应该宣传和发扬这种精神，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有鉴于此，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有人注意留学生问题，后来甚至还有外国学者涉足这个领域，但总的看来，成果并不很多，在某些时候，还出现了空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留学热”，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兴趣日浓，研究的范围、规模也较之以往有所扩大，已有一些论文和少量的论著问世。但是，相对于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还是相当薄弱的，而且大多是从留学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去展开，很少注意到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发展这个中心问题。因此，这些研究缺少系统性，即使对留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大多局限于教育史料之中。
    正因为这样，周棉同志开辟和主持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课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留学生问题，而首先从宏观上加以把握，从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高度和广度，去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把“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留学生与新文学”、“留学生与中国的新式教育”、“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留学生与中国的物理学”等近百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学科领域联系起来，加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视野开阔，涉及面广，深入而又深刻。在此意义上，“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课题，开辟了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和各个学科发展的新角度。而且，课题主持人周棉又从微观上入手，主持编撰了《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作为全面研究的史料基础，在方法上也是可取的。这部辞典的编撰者，大都还是35岁左右的青年同志，在拜金潮流汹涌之时仍执着于学术研究的精神，尤其可贵。更兼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大，学科领域多的综合性课题，人员多，问题更多，资料分散，而经费又微乎其微，因此，困难之多、之大，可以想见，但他们竟能数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工作，集几十个人之努力，终于用近五年的时间完成，确实不易。这些都是很令人钦佩的。
    就《辞典》本身而论，也较有特色，主要有：
    一、留学生人物辞典的特色比较明显，突出了留学人员的出国时间，留学国家、学校、专业，取得的学位，回国时间；对1949年前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时间，也大都有明确的介绍。
    二、起讫时间长，收录范围广，并注意到以往一些人物辞书未收录或很少收录的一些人物。该书上起容闳，下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个别人物稍有延长），其间留学后回国，或回国后服务一段时间，或因故未能回国，只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或在某一学科领域有较大建树的人员，均收录较详，重要人物，较少遗漏，如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毕季龙、冀朝铸，中国最早的留法女博士张若茗，由台湾赴美留学直接回大陆，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赵玉芬等，都是其它人物辞书极少收录甚至从未收录的。《辞典》还特别收录了一些留学生烈士，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注意收录台港一些有影响的留学人物和对中国科技发展较有影响，长期保留中国国籍，并在国内兼职的海外华人留学生，前者如李登辉、连战、章孝严、章孝慈；后者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陈省身、李远哲等。特别象杨振宁这样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还长期保留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被收入其中（其实，他们理所“早”当地被收入各种中国人物辞书）极有意义。
    四、注意吸收最新资料。任何辞书都有资料截止时间，但在出版之前尽可能地延长，补充新资料却很有必要。该书即如此，入选人物资料截止时间虽是1991年，但又随着工作时间的进展，补充了较多的新资料，如在中共十四大和全国八届人大会议上获要职的领导人物、台湾国民党十四大中常委的新材料，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史料和近年来有关的重大事件、材料。
    五、注意学术性、科学性和史家用语。对政治历史人物的介绍力求客观，重事实，如对邱清泉也不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对王世杰也注意介绍其法学成就和创建武汉大学的业迹。对学有专长的人员，则尽量多介绍其专业、成就、著作。
    所以，这部书是一部立意积极、态度认真，史料比较丰富，特色比较鲜明的大型的留学生人物辞书。它的编纂和出版，不仅为“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宏大、庞大的研究课题，打下了史料基础，也为留学生人物史料的搜集、整理作出了贡献，还为一般的中国人了解留学生提供了方便。对于广大青少年，此书则可以起到激励他们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献身中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