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专制政体下的官吏，由于无宪法可依，唯皇帝之命是从，当然如“死物”，毫无生气。但是，有了宪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的许许多多的问题，确也未必。梁启超关于以宪法为纲达到公理的、法制的国家的设想是美好的、积极的、进步的，但也带有几分书生气。梁启超留给后人的仅是实现公理的国家的愿望。
    第三，国家是共和的。
    何为国家？梁启超曰：“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注：《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期。）何为政府？“代民以任君治者也。”何为政府之组织原理？“在民约。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新民丛报》第3期。）这种以“民约”为基础所组织的政府就是梁启超所追求的共和制。梁启超认为共和制是当时世界上最美好的政府组织，至少有5大优点：一、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才以得高等之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才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梁启超还把共和政体分为两类：一为民主立宪，一为君主立宪。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而君主立宪政体，既保证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顺利实施，又不致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注：《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期。）至此，梁启超的政治文化追求落到了实处，即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
    但是，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式的共和制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反对通过大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封建王朝，梦想用不流血的改良方法取得成功；二是通过教育广泛地提高国民素质，待民众达到作共和国民的资格之后，再建立共和制。如此设想未免不符合中国国情。长期的封建专制，使中国缺少民主和法制，政权的更迭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试图不用武装斗争来解决共和制代替封建制的重大历史转变，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民众在专制体制的压抑下，素质不高，离标准的共和国民有较大距离，但只能一边争民主，一边去提高，梁启超那种等民众提高了素质之后再争共和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不免带有儿童式的天真。在这两个大问题上，梁启超陷入了误区。梁启超以共和为核心的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学术上是上乘的、积极的，在实际推行中却是低水平的、消极的。
    二、经济构想1903年前后，梁启超陆续发表了《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外资输入问题》、《中国货币问题》等，初步形成了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新型文化思想，为一批注重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所倾倒。
    西方古典的经济学理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有零星的介绍，但真正研究者极少。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严复翻译的《原富》等一批英国经济学论著的印行，一些学者才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兴趣。20世纪初年，不少青年潜心钻研，试图用新的经济学说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鉴于勃兴期的不成熟状况，梁启超充分发挥其见识广、善提炼的优势，努力介绍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梁启超称之为生计学理论）。他根据英人英格廉（Ingran）、意大利人科莎（Cesa）和日本学者井上辰九郎所写的西方经济学史，编辑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简明而较全面地介绍了欧美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和基本观点：
    1.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梁启超认为经济学说产生于古希腊，主要散见于当时的政治、历史、哲学、法律等著作中，贡献最大的是希罗多德（Herodotus）、条斯大德（Thucydides）、柏拉图（Plato）、芝诺芬尼（Xenopbon）、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人。不过，那时的所谓经济学仅是一般地涉及商业、农业、货币、市场等，还未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从英国的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才形成一门完整的科学，其主要标志是《原富》一书的出版。
    2.经济学理论演变的历史。梁启超将亚当·斯密之前划为一大时期，这主要是第一阶段的上古生计学（希腊、罗马）、中古生计学，第二阶段的16世纪生计学、重商主义、17世纪生计学、18世纪上半期生计学、重农主义；亚当·斯密之后为第二大时期，有影响的学派有亚当·斯密派、非亚当·斯密派、新学派（历史派、国粹主义派）等。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影响、各派的基本主张和优缺点，梁启超也有简略的概括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