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要的经济思潮。梁启超把评述西方的各种经济思潮作为他传播资产阶级理论的重点。如17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其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观点和流派，实际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再如18世纪兴起的重农主义，梁启超用较大篇幅论述其在法国产生的过程，分析代表人物的代表论著，考察重农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评述其客观社会效果，历史地指出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后果等。至于以亚当·斯密为旗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经济学思潮，梁启超则反复加以评述，有关代表作品的主要章节都有详细介绍。
    4.最新经济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高度发展，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其主要标志就是托拉斯（trust）的大量产生。当时中国人并不知托拉斯为何物，对垄断经济理论也很陌生。梁启超则对此有一定的研究，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推进了人们对欧美最新经济学说的了解。梁启超深入浅出，议论风生，首先分析了托拉斯出现的社会经济背景，指出这是自由竞争高度发展后的一种“反动之过渡”，是资本家相互兼并的必然结果。接着，他又介绍了美国等国托拉斯集团的基本情况。然后，他论述了托拉斯的优点和缺点。总之，梁启超较客观、公正地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内涵和主要特征，使闭塞的中国思想界得到许多新的信息，新的学说。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较多的创造性，而且善于用中国人所喜欢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通俗易懂，一目了然。这自然经过了梁启超的深思熟虑。同时，梁启超关于欧美经济学说的文章，多加评述，叙中有论，论中有叙，掺杂了许多自己的看法。虽然还不能说梁启超当时对西方经济学已融会贯通，但基本掌握了其主要倾向。因此，梁启超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过程也是自己独立创造新的经济文化的过程，尤其是在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探讨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设想，大致完成了其经济文化构想。其要点是：
    以竞争求发展。梁启超总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体系，有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富有活力的民族工业、商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和世界沟通的外贸和各种技术合作。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平等、自由的竞争中取得。梁启超经济学主张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近代自由竞争学说。对此，他曾有过详细的评说：
    “百年以来，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一语，几为生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故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劳力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济，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第35页）梁启超虽然也多次指出自由竞争的种种弊端，但就总的倾向来看，尤其是就中国当时的现状去考虑问题，他是要将竞争的理论和运行机制引进中国，实现竞争制约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合理利用外资。梁启超曾发表过一篇《外资输入问题》，针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外资的困惑和忧虑，提出了较正确的看法。他认为，外资输入中国，有利亦有弊。利在补充中国资金短缺，促进财政周转，激发工商业的发展；弊在外人利用外资干涉中国内政，排挤中国民族工业，影响国民经济的独立发展。梁启超还研究了外资在中国演进的历史，论述了欧美、日本利用外资的方法，分析了外资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土地、商品流通和工厂企业发展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外资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引导不得力，不能制订出有力的政策，为我所用。如果能像欧美那样，“以本国公债券”，自由引进外资，将有无穷之好处。因此，梁启超的设想是首先创设一有能力有眼光的新政府，若国内资金足，则暂不引进外资，若资金困难，则大力引进。但资金“无国界”，想闭关绝市是不可能的，只能因势利导，合理使用。
    建立银行制度。为了在中国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梁启超介绍了欧美、日本的银行布局和内部运行机制，还提出中国政府除建立中央银行等国家银行外，应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为刺激私人办银行的积极性，要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之下有发行钞币权。”与此相联系，梁启超提出要改革中国的货币制度。这主要是，货币发行以金本位制，根除货币混乱状况，掌握货币控制主动权。
    进行财政改革。结合西方财政的变化情况，针对清廷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方案。诸如改革田赋、变革盐税制度、慎重对待关税、发行公债、统一货币、划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等。他的基本思路是，国家愈进步，所需经费增加，而国家财源之大宗要在税收上作文章。他建议清政府增加一些税，裁掉一些税，同时争取对官地征税、国有森林征税、邮电和官办铁路征税。照此改革下去，梁初步测算，清廷的财政收入可由原来的1万3千万两增加到7万万两。梁启超的用意是好的，措施也是积极的。但清廷无法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仅在税收上作文章，老百姓的负担不知要增加几倍。封建专制制度不从根本上改造，一切改革只能是越改越乱，捉襟见肘。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曾想到了，但估计不足。民国初年他一度任财政总长时的窘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经济文化不及其政治文化那样成熟而有一定的深度，带有起步阶段那种随意、不协调和顾此失彼等缺陷。但是，他的经济构想新颖、深入浅出，又带有民族特色，生命力较强。1909年前后和民国初年他又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进行研究，从而使他的经济思想逐步丰满和形成风格，在近百年经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