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桂林，文人荟萃，救亡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盛况空前，被誉为“文化城”而名扬海内外。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桂林“文化城”的成因展开争鸣，各抒己见。笔者认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当时桂林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桂系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为抗战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而中国共产党正确利用蒋桂矛盾，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抗战文化繁荣发达，桂林因而成为“文化城”。本文就蒋桂矛盾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个矛盾领导和推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谈一点看法。
    众所周知，蒋桂矛盾尖锐对立，曾几度兵戎相见，到抗战前广西与南京政府仍然分庭抗礼。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举国上下奋起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救亡成为历史潮流。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面前，蒋桂双方不得不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结束对抗，合作御侮。7月21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注：《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1937年7月、8月，（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8月4日白崇禧赴南京与蒋介石“共商抗日大计”，白当面向蒋表示“愿听驱策，为国牺牲”。（注：《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1937年7月、8月，（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蒋介石亦以合作姿态回报李、白，委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随后，广西部队奉命迅速动员整编，组成第十一集团军3个军开赴前线作战。同时，桂系把多年经营的空军和兵工厂悉数交给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和管理。至此，蒋桂战争以来广西与南京长期对峙的局面宣告结束。
    然而，蒋桂矛盾并没有因“共赴国难”而烟消云散，相互之间仍然戒心重重。李宗仁提醒其左右：“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蒋介石这个人最不可靠，他决不会相信我们。”（注：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因此，桂系一面与蒋合作，一面提防蒋。不出李宗仁所料，李、白离开广西后蒋介石即以“统一”抗战之名将其势力渗入广西，企图控制桂系的老巢。1937年8月17日，南京政府财政部下达《维持广西金融六项办法》。11月20日又下达《整理桂钞办法》，规定以桂钞2元折合法币1元的比价将流通中的桂钞全部收回，换发法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相继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等地设立分行。193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桂林设立锡业管理处，取消广西购销矿砂的权利。次年桂系被迫取消广西财政的重要支柱--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在政治、党务、文化等方面，蒋介石也采取“派进来”或“拉过去”的手法，将其势力伸入广西。“派进来”主要是将一些机构内迁广西，或在广西设立新机构，还有就是派人员来桂担任职务。“拉过去”主要是蒋介石在重庆设立各种训练机构，不时调训广西官员，在他们中间物色对象，封官许愿，使他们脱离桂系。（注：李微：《新桂系和ＣＣ在广西的斗争》，《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蒋介石势力迅速渗入广西，引起桂系的恐惧和不安，桂系被迫采取措施加紧防范，抵制蒋的控制。白崇禧去南京后李宗仁仍滞留桂林，一方面是整军动员，而更重要的是部署对蒋介石的防范，以维持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李宗仁同其亲信经过一番谋划后，决定建立一个维系内部团结、维持桂系在广西的统治的新领导核心。李宗仁认为既已同蒋介石合作，就不便再搞秘密组织，但可利用广西多年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成立一个名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组织。这个名称貌似学术团体，即使蒋介石不愿意也无法指责。（注：陈劭先：《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和结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这样，1937年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正式成立，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反蒋民主人士李任仁、陈劭先以常务委员的名义实际主持会务。“研究会”分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3个研究部，各部主任和研究员绝大多数是广西党政军高级干部，小部分是文化人士。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后李宗仁才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说明，它表面是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个反蒋政治组织。在财政经济上桂系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西银行停止发行钞票后，在银行内设信托部，以“代客买卖”方式经营商业。随后又成立“广西地产公司”、“新生盐号”、“西南建设公司”等。这些机构成为广西银行的“外库”和“财产掩蔽体”，使广西在财政经济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减少对蒋介石财政经济上的依赖。桂系的军政“特别用款”就是由广西银行“内帐”支付的。1941年蒋介石实行严格的统一财政政策，废除省级财政，桂系立即采取对策，同年8月成立“商办”的“广西企业公司”，“承购”30年代初以来开办的省营厂、矿、商号等企业和省政府在民营企业中投资的股本。广西企业公司先后接办了34个企业单位，其中工业17个，矿业2个，农业6个，商业8个，金融1个，资金共1.1亿元以上。（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32页。）桂系用成立“商办”广西企业公司的手法，保存了其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大部分省营资本。蒋介石明知桂系玩弄瞒天过海的把戏，但广西企业公司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公司条例”成立的，因此也无可奈何。
    以上情况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蒋桂虽然由对抗变为合作，但矛盾并没有消除，表面上“精诚合作”，暗中却进行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由于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行事和打着“统一”抗战的旗号，使桂系处于被动和防守的地位。桂系是志在“问鼎中原”的地方实力派，他们不甘受蒋控制，但他们深知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同蒋介石抗衡的，况且桂军出师北上后军力分散，财政经济基本上已被蒋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桂系不得不寻求第三种势力合作，以增强同蒋抗衡的力量。“两广事变”时，桂系曾联合各党各派和进步势力，迫使蒋介石最后妥协。有了这次经验，桂系便把联合进步势力作为同蒋介石抗衡，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