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正确、充分地利用了蒋桂矛盾，有效地对桂系进行抗日统战工作，领导和推动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系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较好的合作，支持进步文化活动，表现了政治上开明的一面。这样，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桂林蓬勃发展起来，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科技事业空前繁荣。综观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桂系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桂林是桂系的统治中心，一向控制很严，如果没有桂系的合作，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将遇到很大困难，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因此，应该肯定桂系对“文化城”的形成是有功绩的。然而，也不能因此而认为桂系是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决定因素或起了关键性作用。笔者认为，对于桂系与“文化城”的关系，还需要正确认识如下两个问题：
    一、桂系政治开明是有限度的。桂系同蒋介石有矛盾，但和蒋介石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始终抱敌视态度。抗战时期桂系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同中共中央合作，另一方面又大肆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抗战开始后，桂系采取欺骗的手法制造一系列旨在消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事件，拘捕和杀害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干部。1942年在桂林制造“七九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桂系同中共合作，也只是允许宣传抗日救亡，不允许宣传共产主义，更不允许在广西发展共产党组织。（注：万仲文：《桂系见闻谈》，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3年编印，第122页。）桂系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集中体现了它政治开明的限度。桂系有限度的政治开明决定了它对“文化城”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在政治表现开明是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借重进步势力同蒋介石抗衡，并非真心实意支持进步势力。因此，对桂系在“文化城”形成中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二、要正确认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性质。这场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抗日、民主、进步，实际上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运动。严格地说，这个革命文化运动同桂系的阶级本质和政治立场是相悖的，但由于桂系同蒋介石有矛盾，暂时的政治需要迫使他们对革命文化运动采取宽容的策略。桂系的这一政治策略无疑对革命文化运动是有利的，但是仅有这个因素而没有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革命文化运动是不能发动和发展起来的。1940年1月，国民党中统局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的《桂林左倾文化团体调查》中说：“共党在桂林之活动，以发展文化界工作最为积极，其中心人物为曾任共党广东省委、现任救亡日报总编辑之夏衍及共党文化名人胡愈之等彼辈，除组织各种文化团体以为诱引青年，宣传左倾思想之工具外，最近又连络李任仁发起组织文化供应社，企图操纵桂省整个文化界，尽作左倾宣传并借李之关系接近桂省上层人物，以为彼辈活动之掩护”。（注：《国民党中统局调查桂林抗日进步文化团体的密函》，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桂林党史通讯》1992年第2期。）这个材料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桂林利用特殊政治环境开展抗日统战工作，领导革命文化运动的史实。它同时也反映了桂系在这个革命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掩护”。
    综上论述，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蒋桂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促使了桂系政治上开明进步，为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进行抗日统战工作，发动和领导革命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桂林抗战文化蓬勃发展，“文化城”蜚声中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谱写的一支胜利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