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样的原因，抗战时期的广西省会桂林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国民党统治区其他中心城市相比民主气氛比较浓厚，对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日民主活动比较宽容。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和团结人民抗日救亡提供了有利条件。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就对桂系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把桂系作为抗日统战的重要对象，争取他们坚持团结抗战。武汉、广州失陷后，桂林成为抗战后方的重要城市，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桂系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在桂林发动和领导抗战文化运动，推动广西和西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具体措施包括：
    一、利用桂系对蒋介石蚕食广西地盘的戒心，尊重他们在广西的利益，加强同他们合作，争取他们支持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失陷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但这首先要取得桂系的同意。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建立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时，表示“不挖你们墙脚”、“我们是你们的好朋友”。周恩来说建立桂林“八办”是为了支持广西抗战，“只要广西坚持抗战，我党是愿意与你们合作互相支持的。”周恩来鼓励白崇禧“当抗日民族英雄”。白崇禧领会了周恩来“不挖墙脚”的含意，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并保护“八办”的安全，在工作上给予便利。（注：谢和庚：《我的回忆》，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由于得到桂系的支持，1938年11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建立。桂林“八办”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与桂系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标志。桂林“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设立的公开机关。它的建立使党在桂林建立了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
    二、利用桂系借助进步势力同蒋介石抗衡的状况，将党领导或受党影响的大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中国共产党在对桂系人员的统战工作中，忠告他们要做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团结爱国人士和进步势力，才“有利于与蒋争权”。周恩来从武汉撤退与白崇禧同行交谈中，建议广西广为罗致人才，注意招贤纳士，这对“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是很重要的。”白对周的建议“深以为然”，对进步人士表示欢迎。（注：谢和庚：《我的回忆》，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将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如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文化宣传）将其所辖的三分之一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迁到桂林，组成桂林行营第三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等，就是先后迁到桂林或是在桂林建立的。值得一提的是，《救亡日报》从广州迁到桂林复刊时，桂系不仅表示“欢迎”，还补助一笔经费作开办费用，而且取得和《广西日报》、《扫荡报》同样的合法地位（注：夏衍：《忆随〈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随这些文化团体而来的有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和桂系的支持下，桂林形成了一支以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为中坚力量的阵容强大的文化新军。
    三、利用桂系抵制蒋介石势力渗透的机会，派遣一批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打入桂系举办的各种文化机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救亡文化活动。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桂系成立的最大的文化团体，桂林“八办”利用该会招贤纳士、聘请会员之机，派遣和引荐一批党内外专家学者入会当研究员，如胡愈之、邵荃麟、范长江、李四光、张志让、千家驹等被聘为研究员，胡愈之和千家驹还分别担任该会文化部和经济部的副主任。他们在会内团结进步分子，宣传抗日、民主、进步，使该会成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39年初，桂系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蒋介石乘机派亲信参与，在广西发展势力。桂林“八办”则派一批党员进入广西三青团，协助桂系抵制蒋的势力渗入。三青团正式成立时，好几名中共党员担任广西支团部的中层领导，100名党员分别进入15个县的分团部工作。这些党员团结广大青年，学习和宣传抗日文化，开展救亡活动，成绩卓著。同年2月，桂系在桂林成立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桂林“八办”通过李任仁推荐，派杨东莼出任该校教育长。该校校长名义上是黄旭初，实际上是杨东莼主持校务，杨引荐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到学校任教和工作。杨东莼还经常邀请进步学者到学校作报告和演讲，传播进步文化和革命思想。同年7月，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桂林成立，桂林“八办”通过该会主任郭德洁和其他社会关系派遣10名党员进入该会工作。她们利用该会的合法地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文化教育活动。该会出版的《广西妇女》杂志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利用桂系民主派的掩护，大力开展进步文化活动。桂系集团里有一批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同情和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战、民主、进步主张的民主派，其代表人物是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他们有的是广西政界元老，如李任仁，有的是老同盟会员，如陈劭先，这些民主派身份特殊，在桂系中威望较高。中国共产党把桂系民主派作为朋友，通过他们去影响李、白，联络进步文化人士，掩护党的活动，推动抗战文化运动。如广西建设研究会聘请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当研究员，接待许多国内民主人士，都是由该会实际主持人李任仁和陈劭先具体实施的。在李、陈的支持下，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在该会出版的《建设月刊》上发表了大量宣传民主进步思想的文章。1939年10月，中共党员胡愈之通过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出面发起成立桂林文化供应社，胡愈之、张志让、邵荃麟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负责编辑工作。该社出版和发行了大批进步书刊，成为大后方重要的进步文化机构。1940年延安发起宪政运动并成立宪政促进会，号召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胡愈之、张志让、杨东莼与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商议，响应中共号召，联络其他进步人士成立广西宪政促进会，推举李任仁为会长，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实行民主宪政。胡愈之起草了宪政促进会成立宣言，李任仁把宣言拿去给白崇禧审阅修改后在《广西日报》上发表。这个宣言还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发表，在海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遇到严重困难。桂系民主派为保护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说服黄旭初等人对进步文化人士采取“以礼相待”、“送客出门”的办法，使一些重要的中共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得以安全离桂。如“八办”负责人李克农在“八办”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无法脱身，陈勋先到省政府说服黄旭初，要了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车将李克农送出桂林。夏衍也是通过黄旭初购买到飞机票才离开桂林的。邹韬奋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追捕来到桂林，在李任仁的掩护下安全离桂。皖南事变后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桂系民主派的大力支持下继续领导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这一阶段桂系的同盟者、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八路军办事处被撤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来到桂林，成立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李亚群等通过胡希民找李济深出面支持，李都有求必应。香港沦陷后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从香港脱险返回桂林，许多人是通过李济深的帮助到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供应社、大中学校和其他团体工作的。中共党员杜宣等筹备“新中国剧社”时遇到困难，得到李济深的资助，使该社得以成立。对进步书刊出版、戏剧演出，李济深也尽力支持。（注：刘隆华：《我对南方局广西统战部工作的回忆》，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进步文化人士举行的许多集会、座谈会和演出，李济深都应邀欣然出席，他还亲自担任西南剧展的名誉会长等职。总之，李济深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活动始终是“同步合作的”。（注：刘隆华：《我对南方局广西统战部工作的回忆》，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因此，皖南事变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经过一段低潮之后很快又恢复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