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阿克敦覆奏时所述廷寄内容，《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有浙江总督李卫缴回廷寄原件，照录如下：
    和硕亲王大学士张蒋字寄浙江总督李雍正六年十月初九日奉
    上谕岳钟琪处有投书之奸民始初不肯供出伙党之姓名后被岳钟琪设计发誓引诱始陆续供出十余人其在楚者已差人前往查拿可将供出浙江之人开出令李卫密行缉捕明白究问并将所供别省之人亦开单内令李卫知之总之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无辜不可拖累又奸民口中供出浙江吕留良可将岳钟琪奏折抄寄李卫一一研究并查其书籍倘伙贼既获之后再当诘问党羽其应行拘缉者即著季卫一面办理一面奏闻钦此尊
    旨寄信前来
    并将岳总督奏折及名单抄录驰寄总督可遵
    旨慎密速行办理切切
    十月初十日（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三册，813页。）
    这件廷寄墨书，楷体而略有行书意味，每行18或19或20字不等，首书寄信王大臣官爵姓氏，次书“字寄”对象官衔姓氏，再次书某年某月某日“面奉上谕”，再次书上谕内容，以“钦此”作结。上谕之后，以寄信王大臣的口吻写“遵旨寄信前来”。据赵翼所言，雍正年间拟旨“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廷寄的“格式及张文和奏定也”（注：《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廷寄》。），是可信的。此廷寄格式几终清之世未就。（注：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宣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所载廷寄。）
    同为不经“明路”的特颁密旨，廷寄较之朱批、朱谕具有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皇帝要做的事只限于召见亲重大臣口述旨意及将旨稿改订，至于如何结构文字，如何润色这一系列艰苦的文字工作则全部交给了博识强记，善于体会天子意旨，且书旨得体运笔如飞的亲重大臣去做了，而密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也绝对可以保证。在密谕的各种形式中，廷寄尽管地位日渐显著且已制度化，但就雍正来说，恐怕还需要在政治实践中继续体察权衡。但是，以雍正七年冬开始的皇帝病情日益严重与八年末准噶尔大举进犯西路军营为契机，终于使蓄势已久、具有强大政治生命力的廷寄谕旨取朱批、朱谕而代之，成为雍正密谕的主要形式。
    据雍正自述，自七年冬“身子就不大爽快，似疟非疟”（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1026页。），到八年“三月以来，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然朕仍日见廷臣，办理事件，批谕折奏，引见官员，亦未甚勉强从事，至四月尽五月初数日甚觉违和”（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八册，1028页。）。这是雍正自即位后初次大病，而且持续时间相当之长，起因据雍正向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至于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在鄂尔泰折子上批谕：“卿或明年或后岁来陛见时当面细详再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536页。）。这年夏秋间，得河南道士贾士芳调治，雍正病情有所好转，但旋将贾士芳逮治处斩，经过此次变故，雍正对口诵经咒的调治失去了信心，尔后服食过医生钟元辅所制药饵及据说有“奇验”的乾坤正气丹（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758页，二十册，704页。），看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十月初五日雍正特命鄂尔泰赍折家人进宫瞻仰金颜，这个叫保玉的家奴对鄂尔泰讲：“亲见万岁佛爷脸面十分丰满”（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535页。）。总而言之，雍正七年冬至八年秋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元气大伤，像初政那样，“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注：《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八，《朱批谕旨序》。），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六七载如一日地亲政勤政，已一去而不可复返了。
    而恰恰在这个关节，雍正八年十二月下旬，准噶尔蒙古突袭西路军营的奏报接二连三地驰递京师，需要雍正及时处置的紧要军机事务一时间急剧增加。在雍正病体不堪繁剧的情况下，已行之数年、且功效卓著的廷寄遂自然而然地被频繁采用起来。
    雍正八年五月以准噶尔使臣特磊来京，降旨暂停止两路出师，并召北路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西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来京计议军事。岳钟琪八月初八离营赴京，十二月初八日自京启程返营，而十二月初三小策凌敦多布所率准噶尔大兵偷袭西路军营，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务纪成斌于初五、初八两日连发三折驰报军营被袭、马驼被劫走（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十九册，595、638-641页。）。十九日军报到京，雍正闻变即命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寄谕岳钟琪，“仍照朕所定吉日从西安起行”（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三三册，1104页。）。随后又书朱谕一道驰发岳钟琪：“事既如此出乎意料之外，目下局面实非人力之所能施（下略）朕意住肃州将一切事办理筹画妥协，请旨再出口方是。所关甚大，万不可轻举也。不尽之谕，大学士等代朕传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十九册，753页。）作为此朱谕的“不尽之谕”，即廷寄一道与朱谕及纪成斌三次奏折一齐寄发岳钟琪。二十八日雍正接到纪成斌续报军情，又命大学士马尔赛等传谕岳钟琪，此件廷寄以“大学士公马，大学士张、蒋、尹，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内大臣步军统领阿，内大臣理藩院尚书特字寄大将军岳，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开头，上谕近700字，书旨日期系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十九册，755-756页。）谕中有两处朱笔更改之处：其一，“应否筑几所小城或炮台几座”一句，将“或”字划掉，旁加“干他或高山或隘口多筑”10字。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尹泰、查弼纳、阿齐图、特古忒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旨，二十九日书谕呈览，经朱笔改订寄发，而不必另纸誊录。此即日后廷寄带朱封发的先例。（注：管世铭《扈跸秋狝纪事》诗云：“面承密敕语从容，分写新纶撰进恭。御笔亲增三五字，别传天语带朱封。”管自注：“诏草经朱笔更改，例应另纸恭录，惟廷寄谕旨即以朱发。”（诗载《枢垣记略》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