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与改良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实现近代化，还涉及如何看待革命和改良的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辛亥革命等近代中国的革命是不是“激进主义思潮”、“情绪化”的产物；（二）革命是否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三）辛亥革命是不是搞糟了，必然军阀混乱，而通过当时的立宪派逼着清政府改良，中国就可以走上现代化道路。应该说，这种否定革命、鼓吹改良的思想是错误的。
    把一场伟大的革命简单地归之于某些人“情绪化”、“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归之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是不科学的。革命不是凭少数人一时的情感冲动就能煽动起来，也不是仅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愿就能发生的。革命的产生，除去革命阶级主观条件外，必须具备革命的客观形势。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的“情感激流”也制造不出革命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都是客观形势使然。正如列宁所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10〕辛亥革命是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以辛亥革命而言，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十分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
    20世纪初，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沦为“洋人的朝廷”。由于它的卖国与黑暗腐败的统治，不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与立宪派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日益走向孤立的境地。当时的客观形势，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斗争。《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不得不做一些变革，对内实施“新政”、“预备立宪”，从而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11〕；“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12〕。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纷纷起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反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布全国、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二）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日益将主张改良的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暴的来临，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尽快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然而，清政府不可能接受立宪派的要求，接受了就意味着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派的请愿要求。当立宪派准备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即命令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请省督抚立即“查拿严办”。尽管立宪派确实没有干犯王室尊严的用心，然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理会他们的“忠心耿耿”，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的集权统治。1911年，清政府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事实证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一场骗局。这使立宪派痛心疾首，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一边，成为反对自己的势力。那种认为腐朽的清政府的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可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造。
    （三）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军阀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20世纪初，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亲贵族集团深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醇亲王载沣以“监国”身份将袁世凯放逐河南老家。这引起了汉族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总督、巡抚几乎没有人为清政府效力卖命，或保持观望态度，或弃城逃跑，或附和革命，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意志难以统一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一起，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呢？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13〕。
    由上述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不仅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同时“‘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形势在当时已经具备了。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
    近代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迫出来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曾经说过：“可以用和平手段时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14〕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即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事与愿违，孙中山要求改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的极其冷漠。这条改良道路走不通，才使孙中山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章太炎、秦力山、孙武等人也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前后放弃改良主张，转向革命阵营的。这是由于人们对清政府已经绝望，认为“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15〕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如李大钊、毛泽东同志等，早年也曾想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只是当他们感到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才提出革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