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洪秀全率领太平军，举行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的武装起义，直到1864年失败，先后坚持了14年之久。这场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不仅引起了国内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了西方各列强的广泛关注。英法美俄等列强均从各自利益出发，研究对策，其中尤以英国表现最为突出。英国是侵略中国最早、侵华特权最多的国家。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在各列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
    在太平天国革命先后14年里，英国的态度是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它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851年太平军金田起义到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为无明确对策时期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接着，即率起义军浩浩荡荡开出紫荆山区，连连击溃清朝大军的围攻，经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于1853年3月攻克南京，将南京改名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形成了与北方清朝封建政权直接对峙的局面。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迅猛发展，成为英国对华关系的焦点，引起了英国各方的极大兴趣，其中最热心的是英国的在华传教士，太平天国革命是在拜上帝教的号召下发动起来的。拜上帝教源于基督教，天王洪秀全宣称崇拜上帝，并认为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打出了为上帝而战的旗号。这与西方国家宣传的基督教相一致。由于职业的关系，英国的传教士们对于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场以崇拜上帝为宗旨的武装斗争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在当时传教活动受到种种限制、无法顺利展开的形势下，他们热切希望通过这批起义军，使基督的学说在中国迅速得以传播。于是，他们纷纷表示拥护和赞同这场运动。传教士觉士（Josiah Cox）在得知太平军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表示：“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发现一切都笼罩着午夜黑暗的阴郁，现在乌云被冲破了，虽然我不知道未来岁月如何，我欢呼出现的曙光。”①他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英国在华传教士的看法，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充满着希望。当时具有权威性的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Rev.George Smith）更在公开场合对太平天国及其领袖洪秀全推崇备至，称赞“洪秀全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领导气魄，为众人所拥戴……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并且说在他的领导下，“使叛乱形成为伟大的宗教运动”，他还高度赞扬太平军“严守基督教的十诫”②的严密组织纪律性。斯密斯的评价表明了英国在华宗教界的基本态度。
    与传教士相比，英国商人则比较冷静。他们关心的并非是太平天国信奉什么宗教，而是由这场起义开始的中国内战对在华商务有何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虽然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上海、厦门、广州等地作为通商贸易口岸，但是清政府仍多方限制外商的活动，使英国对华贸易额呈下降趋势。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许多英国商人认为，起义军胜利不仅有助于“基督的传播”，而且“与之相适应，对物资的需要也会增长”③，有利于对华贸易的发展。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对太平天国革命表示欢迎。
    英国官方最初是十分谨慎的，不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稍后，在传教士和商人舆论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官员同样也对太平天国表现出很高热情。当时的上海英领事翻译官麦迪乐（Thomas T.Meadows）即认为：“余所确信者，即是：此次革命运动，乃是中国人反对满洲人暴虐政治之民族运动也。以事实而论，清帝在中国南半部之权力现已完全丧失，无可恢复矣”，他预计，战争的结果，必将是“扬子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大约快归于一个完全中国人的政府所统治，成为一个内部强盛的国家”④，对太平天国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1853年2月26日，英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给英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通过对太平天国的胜利发展及力量的分析，他认为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清朝“必然覆灭……这是唯一的结论”⑤，这种看法比麦迪乐又进了一步，对太平天国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时期，无论是英国的传教士、商人，还是政府官员，对太平天国了解甚少，消息来源于传闻，他们并没有与太平天国直接交往。面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另方面由于对运动本身不甚了解，没能采取明确的对策。这是第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