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台湾地区的近代化道路是特殊的，它是“内地化”、“西化”与“台湾特色”的结合（注：“ 内地化”一词是李国祁对台湾近代化特征的表述，本文观点有所不同。）；在政治近代化方面，以“内地化” 为先导，仿照大陆建立起秩序的政治统治结构，政治民主化的内容相对缺乏；在经济近代化方面，以“西化” 为主，以兴办近代工业为前锋，在贸易强劲的优势下推进经济生活的变迁；在社会价值观上，是“内地化”与 “西化”融合于台湾本土中，逐步形成的“台湾特色”。
    本文将探讨1860-1895年台湾地区特殊的近代化道路以及它的成与败，以1860年为起点，是因为从这一年起台湾的基隆、高雄等地先后开港，从此，欧风美雨再难阻隔。而1840年至1860年的20年间，对台湾而言，变化不著。1895年，是割台之年。此后，台湾进入日据时代，近代化的道路有了新的内容，故没有列入本文探讨 之中。
    一
    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起于外力的冲击和运动。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西方列强相继登陆中国，台湾“海外 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注：李册：《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见（台）《史联杂志》第14期第 37、25、43页。）地位逐渐得到重视。清王朝从强化台湾海防出发，陆续选派沈葆桢、丁日昌、岑毓英、刘铭 传等得力干员经营台湾，台湾的近代化由此启动。
    台湾的早期近代化是以政治上的近代化为前锋的。由于台湾社会强烈的移垦性质，它的政治近代化首先是 仿照内地，建立起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这项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开山抚番”，扩大清政权在对湾的统治地域和权限。最早在台湾大规模从事这个工作的是沈葆桢 。他认为，台湾的最大问题是“官吏所治者祗滨海平原三分之一，余皆番社耳。”（注：（台）林再复：《台 湾开发史》第100、108页、105页。）于是拟定开山步骤14事，包括屯兵卫、招垦户、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 等；抚番计划11项，包括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教耕稼、修道途、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 （注：李册：《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见（台）《史联杂志》第14期第37、25、43页、第38页。）1875年，清 政府正式废驰内地民众入台耕垦之禁、沈葆桢等在台官员在厦门、汕头、香港设置招垦局，招募民众免费来台 开荒、招垦，并以武力配合，以扩大汉人所据地域。此后，大量大陆移民涌入台湾。据统计，1811年时汉人仅 有24万户，不足百万人，到80年代中，汉人有200多万人，到1905年，在台汉人已达290多万人。（注：（台） 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第91页、200页。）汉人的大量涌入，加快了台湾地区的开发。在此同时，清 朝在台官员还为“番民”设置义学、施以教化，强迫他们薙发穿衣，授产营生，加快“番民”汉化的速度。到 70年代中后期丁日昌治台期间，规定《抚番开山善后章程廿一款》，“开山抚番”的规划更为成熟。80年代初 ，岑毓英推行“改土归流”，熟番正式划入汉籍，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完成了重要一步。1883年，刘铭传入台 ，加强对“生番”的教化，在1886年到1887年，后山各路招抚“番社”部落218个，前山各路招抚“番社”部落 260个（注：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173页、174、126页、169页。），东西海岸终于连成一片。“开山抚番 ”有一定的武装拓殖色彩，它扩大清王朝在台湾的有效统治地域和统治权限，部分消除西方列强侵犯台湾时所 籍的“番人生事”借口（注：60、70年代，美、日等入侵台湾，多是以“番人生事”为借口的。）。对台湾本 身而言，无疑是台湾地区近代化的第一步。
    第二，行政区划建设，确立台湾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台湾本属福建省内的一道，下辖一府四县两厅。行 政管理松驰、放任。随着“开山抚番”的进行、清王朝在台统治区域日益扩大，尤其是台湾在海防战略中地位 的提高，台湾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多有调整，1886年，刘铭传“奏陈建省设官方案”，1887年，台湾建省（注： （台）历史学家尹章义在《台湾近代史论》一书中，论证台湾建省时间为1887年。），下设台北、台湾（今台 南）、台南（今台东）三府，县厅也同时扩增，并仿行内地，设官分治，建立起覆盖整个台湾地区的政治秩序 。清王朝势力不再局限于西部海岸平原，政治中心也不再限于台南一处，台湾地区开发极不均衡的状况有所缓 和，台北、台东政治地位上升，带来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推进了它们及周边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
    第三，吏治建设，对台湾社会实行有效统治。这一时期，各任在台官员都极为重视建设吏治，但只有刘铭 传卓有成效。他不仅秉承大公至诚精神整饬吏治，更采取“官绅合治”政策，重用地方士绅，奠定台湾社会政 治秩序的基础。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从移垦社会初步转入定居社会，尚武风气减弱，“文治”思想抬头，地 方官员多为科举出生，地方士绅也逐步成为社会领导阶层。刘铭传审时度势，重用地方士绅，扩大他们的政治 参与。“官绅合治”的策略，在台湾初步迈入定居社会的当时，对安定社会，有效推行各项政策起了巨大作用 。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台湾地区政治近代化的目标是“内地化”。在此之前，台湾尚属移垦社会， 在社会结构上，以高度的地缘为聚合，台湾民众分汉番，汉人分漳泉；在民众风气上，推崇强悍健斗；在人口 数量上，男多女少，游民众多（注：（台）刘妮玲：《清代台湾民变研究》第342页。）；这种种特质决定台湾 地区的社会秩序的动荡、混乱。经营台湾的各任清王朝官员，主要都是洋务派，他们在这个时期，对西方诸国 的政治秩序和架构，反对的多，认识的少，向往的更少。因此，他们在几乎空白的台湾地区建立政治秩序时， 更多地是模仿内地，但是，毕竟已有了东西文明的冲撞，在台湾确立的政治秩序虽然是“内地化”的，有封建 专制的一面，但却没有内地那样深厚的腐败、没落性。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对于刚刚脱离野蛮的移 垦阶段的台湾社会而言，尚属为时过早。
    台湾地区政治统治秩序的确立，促使台湾社会转向了定居性的秩序社会，这是台湾地区经济近代化的必要 前提。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社会新秩序的确立，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使它与中华文化连成一体，对未来台湾社 会的走向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