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的兴旺，还带来了台湾地区经济生活的变化。早期买办制度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19世纪60 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在台湾开办有几十家洋行，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1家（注：陈碧笙 ：《台湾地方史》第173页、174、126页、169页。）：清王朝在台官员没有能够进行有效抵抗。在洋行贸易中 形成了买办阶层，他们一般直接隶属于各大洋行，从洋行取得贷款后交给妈振馆（注：即英文“merchant”的 音译，实际上是洋商与茶馆之间的中间商。）或“郊”行，或者直接交给茶馆，让这些部门行业去收购茶叶等 出口产品，坐收渔利。买办的活动，将更多的台湾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出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当中。洋行贸 易的盛行，增强西方势力对台湾地区贸易活动的控制，台湾地方政权的贸易收益大大削弱，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地方财政困难重重，不利于台湾官方发展和扩大近代工业的各项事业。
    第四，农业领域的近代化措施。台湾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茶、糖等经济作物，然而，从事这些经济 作物种植和加工行业，生产技术并没有显著提高，在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方面，经济近代化体现得非常有限。 只是在商人和生产者之间出现预先借贷资金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借贷关系。农业近代化改革主要表现在1886年 刘铭传开始实行的“量田清赋”上。此项政策放松对茶、糖农等的课税，有利于扩大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它 改变“一田二主”状况，“确定小租户的业主权，承认大租权的存在”，（注：（台）林再复：《台湾开发史 》第100、108页、105页。）加强官府对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实行新的田赋政策，增加官府的财税收入。经过 此次田赋改革，田赋收入年增加49万多两（注：《台湾今昔》第106页。），缓解在台清政权的财政压力，为他 们推进各项近代事业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因此，田赋改革是台湾经济近代化不可忽略的一环。
    19世纪中后期台湾的经济近代化直接在洋务诸大员的领导下展开。刘铭传所谓“奉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 ”（注：李册：《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见（台）《史联杂志》第14期第37、25、43页。）就是他们的心声。 他们的“西化”活动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包括洋务派人士在大陆忽略的贸易领域和农业部门。虽然存 在着急功近利、仓促上马、铺面过宽、财政难以支持等弱点；存在着因人事而兴衰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但毕竟全面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貌：略具规模的近代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运输，具有近代性质；对外贸易的 繁荣以及与此相应的新兴行业的出现，显示台湾民众的经济生活开始具备近代意义。这些变化还进一步破除狭 隘的地方主义，减少各族群之间的冲突；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买办、豪绅成为新贵（注：（台）林满红： 《清末台湾的贸易与经济社会变迁》见《历史文化与台湾》一书，第192页、206页。）；拓宽了台湾人的视野 ，激发起台湾民众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台湾近代居民的社会价值观在这样多种力量作用下逐步成熟 起来。
    19世纪中叶的台湾，虽然有一批洋务派官员先后来台经营，然而，台湾民众的自身素质更直接影响和决定 着台湾的社会面貌以及近代化进程。台湾社会面貌的近代化，关键体现在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上。这个过程 ，是在官方文治教化的倡导和“西化”浪潮的交相作用下启动的。
    清王朝在台湾施行了多年文治教化，但致力于改变台湾社会面貌和民众素质，却只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才变得卓有成效。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与洋务派官员们全力推行政治、经济近代化的政策有密切联系。19世 纪中叶以前，台湾移民多来自大陆的下层社会，文化素质不高，带来台湾的以低层的地方文化为主，缺乏中华 文化高层次的内容。官方虽然也在台地推行科举制度，强调“文治”，但是，当时台湾经济落后，又缺乏秩序 的政治统治结构，台湾移民为了生存下去，更多地选择崇尚武力。他们彼此之间，以地缘相聚合，相互照应， 南台湾分闽、粤，漳化分漳、泉，北部分顶下郊（注：（台）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第91页、200页 。）。各地区各族群之间互相仇视，械斗现象常有发生，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注：（台）徐正光 《徘徊于族群与现实之间》第88页。）的说法，社会动荡此起彼伏。19世纪中后期，经营台湾的洋务人士一方 面通过“开山抚番”、完善行政区划、建设吏治，建立起内地式的政治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扶植通过科举选 拔出的士绅阶层，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建构“文治社会”的格局，士绅逐步成为民间的领导阶层，台湾 民众也转向对文治的尊从，社会秩序走向稳定。与此同时，洋务派官员推行各项经济近代化措施，保护和支持 着台湾地区新确立的社会秩序，经济近代化虽然以“西化”为核心，但是近代工矿、交通业的兴办，让台湾民 众感受到给台湾地方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变化，增加对社会新秩序的认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将大多 数的台湾民众卷入对此种经济利益的追求中。
    这一时期，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相当程度激发了台湾社会的变革和台湾近代居民社会价值观的形 成。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文明随着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和海外贸易的兴盛，在台湾迅速传播开来。传入 台湾的西方宗教主要是天主教（集中在台南等地）、新教（主要是长志会派，集中在北部）。尽管台湾民众在 宗教观念上更趋向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本土的传统，信奉他们更熟悉的东方神灵，但并不排斥他们对西方传教士 传授的各种新知识的学习和接纳。在70年代到80年代，传教士们创办了各类西式学校，主要有台南中学、台湾 女子学校等，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输入一些西方近代科学。传教士巴克莱还创办了台湾第一家印刷所，用白话 出版台湾最早的期刊《府城教会报》（注：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173页、174、126页、169页。），因此 ，虽然传教士在台湾传教的成绩并不佳，入教人员只有几千名，但借传教士输入的近代西方文明无疑给台湾人 文明进化产生巨大影响。而在台清政权官方的倡导，更使得西方近代文明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刘铭传主 政时期，曾提出“变西法、罢科举、兴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注：李册：《甲午战前的台 湾经营》见（台）《史联杂志》第14期第37、25、43页。）的主张，并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设置“西学堂” ，讲授英、法语、数、理、测绘等课目。虽然，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官方，他们开办的西式学校招生人数都不多 ，但办西校、讲西学、倡西法，本身就给台湾民众以强烈的导向作用。在与西方诸国的通商贸易中，台湾居民 所具有的移垦性和重商观念得到发展。台湾本是移垦社会，早期来台的大陆移民多是为追求财富，“唯利是趋 ”的重商观念是台湾移民价值观的精髓，在台湾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得到强化。台湾社会一反内地贱商传统，重 商风气很浓，商人与士大夫同样被认同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商人的同业组织“郊”更是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 清政权承认这种特殊状况，在科学制度中特为商人设有“郊籍”（注：据台历史学家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 一书解释，咸丰8年，中央政府特为台湾商人设置保障名额，称为“郊籍”。）。19世纪中后期，台湾社会所有 的重商观念迅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结合起来。民众因利益的驱动而卷入世界性商品竞争的大潮，积极 拓展海外贸易，学习和应用西方先进而有用的新器械、新技术。
    台湾民众在官方的文治教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借助于自身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开始具有一些初步 的近代素质，他们推崇社会的秩序，肯定文治教育的地位，愿意接受并遵循秩序社会的商业规则和商业文明。 台湾近代居民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形成。这种价值观有明显的“内地化”与“西化”在台湾本土中融合而成的“ 台湾特色”。它接纳了内地对文治和秩序的建构，也认同了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种种规则，又明显保存了移垦 社会传留下来的粗放、实用、短视等特点，形成台湾式的重商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近代性、封建性和原 始性的结合体。构成了19世纪中后期台湾近代化进程中民众心中的主要推动力。
    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地区正处在定居社会形成、发展的尾声。台湾的近代化运动在此期间蓬勃展 开，无疑在台湾社会的成型和它的未来走向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处在半野蛮状态，政治、 经济“百废待兴”，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甚至也远远落后于大陆地区。因此，台湾的近代化运动实际上 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实现社会的秩序化，摆脱半野蛮状态。另一方面，要迎合西方近代文明的步伐，以 躲避落后挨打的命运。洋务派官员们采用了“内地化”与“西化”结合的方式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尽管“内 地化”与“西化”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尽管洋洋务人士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但在台湾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这 样的选择是可行的。“内地化”与“西化”通过“本岛特色”得到了统一，形成互动，这是台湾式的近代化道 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