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台湾地处“东海之滨”，台湾海峡每年有半年因东北季风不能与大陆通船（注：指木 舨船），台湾地区与中央联系极不方便，中央政权赋予台湾地方政府有应付特殊情况的自主权。在这种形势下 ，19世纪中叶经营台湾的洋务派诸人（沈、丁、刘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可以有比内地更多的作为。这 种作为充分体现在台湾经济近代化进程中。
    台湾的经济近代化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器械、经营方式，按照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模式，逐步兴 建了一批近代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并将这种近代性质渗透于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 貌。这项工作以刘铭传专政时期（1883-1890年）最为兴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第一，兴办近代工矿事业。（一）工业。台湾地区兴办近代工业从军工开始。70年代中，负责台湾防务的 沈葆桢为防御日本的侵扰，曾雇佣洋匠在台南设立火药局修理军械。1886年刘铭传主政时期，在台北创设台湾 机器局，它拥有厂房117间，1888年扩建，有工人100名，聘请德国人步特勒为监督，购买外国原料和机器，仿 造枪炮子弹，是台湾近代军工企业的典型。（二）矿业。70年代中，为了向闽、台两地军工企业（主要是福州 船政局）提供能源，沈葆桢主持创办台湾最早的煤矿--基隆煤矿，它聘用英国工匠，用新式蒸汽机凿井采煤 ，是中国第一座西法开采的矿场。刘铭传主政时，曾采取让商人张学熙承办的方法，后又改为官商合办，大量 任用洋员，仍然未能挽回已转入败况的基隆煤矿，1893年该矿停废。它的经历是台湾近代工矿企业的缩影。这 一时期，兴办的新式工矿企业数量不多，主要是官办，集中在军工成为军工服务的事业，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 资本主义式近代企业。民用工业极少，多是一些引进机器生产的制糖、制茶企业。其中有官办的如刘铭传设置 的脑磺总局。以新法熬制樟脑，年获利3万余两（白银）；有商办的如富商李春生的新法焙茶，沈鸿杰采德国机 器创设的新式糖厂等等。民用工业的兴起主要在日据时代。然而，颇具规模的近代工矿企业和少量的民营、民 用工业毕竟给台湾带来了崭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以及通过它们所传载的西方近代文明。
    第二，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和初具规模。（一）铁路。台湾地区铁路的铺设首先是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 。70年代中，日军侵台，丁日昌为调兵方便首倡在台铺设铁路。80年代中，刘铭传经营台湾，视铁路为国防手 段，1887年，正式奏请中央在台湾修筑铁路。同年，主持开凿基隆至台北的铁路。该路全长600余里，以官督商 办形式开展，采取“逐段竣工、逐段营业”的方式，以期尽早利用铁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减轻民众负担，方 便和繁荣地方。基隆--台北铁路的铺筑虽然缓慢，但是，它是当时中国最早铺筑通车的铁路之一，所受阻力 远远小于同时期的大陆内地，即使是大陆最开放的城市上海，亦有拆除已筑成铁路闲置不用的记录（注：（台 ）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第18、20页。）。（二）新式航运业的开发。台湾通过台湾海峡与大陆相连，旧 式木船局限太大。随着台湾海防地位的提高，用蒸汽带动的新式轮船在这个时期迅速成为联系台湾与大陆的主 要航运工具。中法战争前后曾有一段兴盛，来往船只有闽局所制的永保、琛航、万年清等号，也有外国轮船尤 以英船居多。主要开辟有两条航线。一是厦门至台湾安平，一是福州至基隆。1886年，刘铭传曾派员募集侨资 成立商务局，经营航运业，与大陆的招商局和外轮竞争，但都失利，往来两岸的船只受到影响，大大减少。（ 三）邮电通讯业的建立。台湾地区因山地、丘陵广布，地形条件复杂，各地往来联系极不方便。70年代中，沈 葆桢与李鸿章等曾奏请创设电报局。1886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在全岛及对岸的福州架设电线，同 时创设电报学堂，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这个时期，近代邮政业在台湾也迅速兴起和发展。70年代中期，在台北 出现民间自设邮局。1888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置邮政总局，直辖巡抚，下设“正”、“腰”“旁”各类分站（ 注：李册：《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见（台）《史联杂志》第14期第37、25、43页。），联络各地。刘铭传主 政台湾时，台湾地区还发行两类邮票，一是公用的台湾邮票，一是私用的邮票商票（注：李册：《甲午战前的 台湾经营》见（台）《史联杂志》第14期第37、25、43页。）。显然，铁路运输、新式航运、邮电通讯等近代 交通事业的兴办和初见规模，将整个台湾地区真正联系起来，深刻改变着台湾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面貌。
    第三，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洋务派诸人在台以西方模式推动台湾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它的主要领域在工 矿事业和交通运输业方面，而经济近代化的成果，却以台湾对外贸易的强劲优势直接引起时人瞩目。1860年， 台湾地区由南至北。有高雄、淡水、台北等四处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来台通商，并在口岸泊舰，台湾门 户从此洞开，对外贸易难以逆转。据统计，19世纪后期，每年至少有千艘帆船进出台湾各港（注：《台湾文献 》1990年第2期，第105页。），可窥当时贸易盛况。台湾为海岛型经济，通商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繁荣的命脉 。“自信史时代起，台湾的产业结构便有极强的输出倾向”（注：（台）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第18、20 页。）。海运、贸易一直是台湾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经商经验和意识，商人的同业组织“ 郊”在社会中占有较高地位。在西方列强涌入之前，他们多与大陆以及南洋从事贸易活动，互补所需。随着近 代西方诸国的接踵而至，以对大陆贸易为基础的商业组织北、南郊走向衰落，台湾原有的贸易架构受到巨大冲 击，经商传统和规则却保留下来。尽管台湾与西方各国的贸易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市场、产品价 格，台湾的出口产品被迫随之起伏，损失巨大。但是，台湾地区仍然能够倚仗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不平等 的中外贸易中表现不凡。据统计，1818年，台贸易总值203万海关两，到1894年，台贸易总值已升至1270万海关 两（注：（台）林满红：《清末台湾的贸易与经济社会变迁》见《历史文化与台湾》一书，第192页、206页。 ），增长迅速，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23省中唯一有贸易顺差的一省。台湾进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内 地，达7.99％（注：（台）林满红：《清末台湾的贸易与经济社会变迁》见《历史文化与台湾》一书，第192 页、206页。）。台湾地方尤其是台湾居民对外贸易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台湾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茶、糖、樟 脑等经济作物，多销往欧美。仅茶叶贸易一项，在1888-1895年间，每年就平均达2千万磅（注：（台）李国祁 ：《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渐、台地区》第352页、第356页，第120页。），为台湾北部带来相当财富。 台湾的樟脑产量占全世界的70％-80％。60年代，清政权一度欲实现樟脑专卖，在西方压力下被迫废止。樟脑 出口盛时如1891-1894年，年平均外销量达4，439，685磅（注：（台）李国祁：《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闽 、渐、台地区》第352页、第356页，第120页。）。可见盛况。这一时期，樟脑输出主要受外商胁制，否则台地 获利将更加丰厚。台湾的主要进口商品除日用工业品、生产器具之外，大宗的进口商品是鸦片等消费品。在 1882年到1891年间，鸦片进口一直占总进口的第一位，每年平均占进口贸易额的77％，在1882年竟高达85％（ 注：（台）李国祁：《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渐、台地区》第352页、第356页，第120页。）。台湾进出 口贸易的兴盛与在台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密切相关。刘铭传主政时，为鼓励对外贸易，创设通商总局（注：（ 台）林再复：《台湾开发史》第100、108页、105页。）；为整顿茶叶生产组织，令台茶集散地的大稻埕各茶行 设茶郊，以开拓外销市场（注：（台）林再复：《台湾开发史》第100、108页、105页。）；为提高樟脑产量， 设脑磺总局，以新法熬制樟脑（注：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173页、174、126页、169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