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告别革命”者攻击革命的一个论点是所谓“杀人流血”。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戊戌维新失败后的康有为等改良派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是如此说。康有为写了一篇《法国革命史》长文，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肆攻击，借此来反对辛亥革命，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诋毁革命是“杀人流血”。康有为的这种谬论，遭到了革命党人的批驳。他们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16〕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17〕。革命战争杀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血，换来广大人民群众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屠杀，免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屠杀。
    不用暴力革命，不发生杀人流血，社会永远是平和地发展，当然很好。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中外的历史还找不出这样的事实。“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阶级挑起的”〔18〕。“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19〕。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革命的评价自然是不同的，这不足为奇。
    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根据的。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不可能只破坏原有的政治框架，而不提供并建立新的政治框架。无论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什么政治制度，建立什么政治制度，都很明确。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还在1895年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时，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其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把它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使中国社会曾经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民主观念广泛传播，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从临时参议院到参议院、众议院的选举和国会的成立，表明议会制是当时人们努力争取的目标。在政治体制上，基本上是三权分立制。这就是说，西方国家那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都被搬来了。当时很多人对此抱很大期望，以为这就可以建设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破坏，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于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继续前进，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至于说民国初年出现的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是辛亥革命“搞糟了”，是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公正的。民国年间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出现，是袁世凯和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而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抱着敌视态度，力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不断向革命派施加干涉和压迫，加紧扶植袁世凯，鼓吹“非袁不可收拾”。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将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拥有北洋武装又受帝国主义宠信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他们在革命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而在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取而代之。辛亥革命遭到严重的挫败。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实行专制、卖国的反动统治。他撕毁《临时约法》，取消国会，破坏民主，使“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进而搞尊孔复古，复辟帝制，以实现他做皇帝的野心。就在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载统治和复辟帝制的过程中，他亲手培植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效法他对清政府的态度，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地抛弃对袁世凯的忠诚。而东北的张作霖，南方的滇系、桂系，也都在扩张势力。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的分裂表面化。皖系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张作霖的奉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为直皖两系以外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方滇系、桂系军阀也各行其是。这就出现军阀割据以至混战不断的局面。
    以上事实说明，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和国内买 办豪绅阶级支持着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20〕。
    对于历史上的革命和改良，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正确评价。革命和改良究竟哪一种好，不能抽象地论定。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一定的条件下，改良也可以起到革命变革社会的作用。在某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变革中，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也就是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是错误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曾不同程度地起过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派，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张“中间路线”的人士，他们试图以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承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无法抹煞的。
    注释：
    〔1〕〔2〕《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771-772页。
    〔3〕〔5〕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37、324页。
    〔4〕《申报月刊》第4卷第2期。参考汪敬虞《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7〕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8〕〔9〕《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7、387页。
    〔10〕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1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页。
    〔12〕《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13〕〔1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2：252页。
    〔15〕吴樾：《暗杀时代）。《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2页。
    〔16〕〔17〕《民报》第9号、第1号。
    〔18〕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
    〔19〕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 第3卷，第310页。
    〔20〕《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