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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统治者坚持在直隶建立练军，还出于一种考虑，这就是面对着西方侵略者肆意侵扰，不能任其凌辱， 必须强兵御侮。因此，强兵御侮也是练军建立的一个主要原因。
    练军建立的诱因是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署礼部侍郎薛焕奏请在直隶练兵。薛焕的理由主要是因为“ 夷人眈眈虎视，不能不预为防范，未雨绸缪”。他认为西方侵略者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稍不遂其所欲，辄 以用兵挟制”（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6卷第5页；第43卷第11页；第43卷第8页；第43卷第10页。） ，提出在直隶设立四镇，每镇练兵一万，并将神机营兵丁酌添二万名，分散训练，“以振兵威而固根本”。户 部议奏认为薛焕的建议“均属目前急务”，清廷也认为“京师为根本重地，亟应振兴兵威，以资捍卫”（注：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27卷第26页；第69卷第1页；第76卷第14页；第183卷第31页；第66卷第17页；第82 卷第52页。）。都认为应当练兵御侮。八月，两广总督毛鸿宾上奏，建议由设立四镇改为抽练旗绿营兵，选将 训练，这样“即足以资捍御”。清廷认为毛鸿宾的建议“所筹不为无见”，并命令直隶总督刘长佑“通盘筹划 ”（注：《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27卷第26页；第69卷第1页；第76卷第14页；第183卷第31页；第66卷第17 页；第82卷第52页。）。刘长佑便提出用勇营营制抽练绿营兵丁的计划，得到清廷谕允实行。直隶练军由此发 轫。
    练军制度的最终建立，是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完成的。总理衙门也是出于强兵御侮的考虑。经过两次鸦片 战争的打击，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中世纪的刀矛弓箭与近代的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从而提出效 法西方，以求“自强”。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就这样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注：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第441页；第4册第231页。）。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元年（1862 年），总理衙门函令天津、上海、福州、广州等地的通商大臣、将军、督抚等，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各地旗绿 营兵，同时并派遣数批京旗兵丁到天津接受训练。在奕訢等人的倡导下，练兵活动首先在沿海各地开展起来。 直隶练军建立后，具体筹练由刘长佑负责，主管部门则是总理衙门。奕訢等人对直隶练军抱有很大的希望，认 为练军练成后，“金汤既固，自氛祲潜消”（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6卷第5页；第43卷第11页；第43 卷第8页；第43卷第10页。）。由于多方面原因，直隶练军数年无成。奕訢等人非常失望，痛陈当时的形势是“ 贼氛未靖，外侮方殷”，“京师为根本重地，若无精兵辅翼，何以示震叠而壮声威”（注：《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16卷第5页；第43卷第11页；第43卷第8页；第43卷第10页。）。鉴于直隶练军散练无效的状况，奕訢 等人提出编练六军计划，集中驻防，认真训练，请清廷严厉责成各级军官严格训练，并责成各省解足“固本军 饷”，否则分别从重参办，这样“庶外可以御侮，内可以养威”（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6卷第5页； 第43卷第11页；第43卷第8页；第43卷第10页。）。同时，奕訢等人坚持用西洋枪炮装备直隶练军。同治五年（ 1866年），奕訢等人奏请设立天津机器局，目的主要是制造西洋军火装备直隶练军。他们认为“练兵之要，制 器为先”，“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要需，……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就近地方添设总局，仿 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注：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第441页；第4册第231页。 ）。清廷对总理衙门奕訢等人关于直隶练军的意见非常重视，认为“现当贼氛未靖，外侮可虞”。这次练兵是 “令在必行”（注：《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27卷第26页；第69卷第1页；第76卷第14页；第183卷第31页； 第66卷第17页；第82卷第52页。）。在总理衙门的大力支持下，直隶练军没有中途夭折，而是渐有起色，终于 成为一种制度，在全国各地推行开来。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8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正值中外修约谈判，中外关系渐趋紧张。曾 国藩尚未到任便接到清廷寄谕，要他“将前定练军章程从新整顿”，“务期化弱为强，一洗从前积弊，以卫畿 疆”（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6页；第34卷第14页。）。据曾国藩日记称，他到北京后慈禧太 后立即接连三次召见他，有两次嘱他练兵，离京陛辞时又嘱咐他尽力办好练兵设防之事。曾国藩也认为“兵是 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西方侵略者）”（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 七日。）。可见，曾国藩也把强兵御侮作为他接办练军的主要目的之一。曾国藩接任后对直隶练兵章程大事更 张，坚持用勇营制度的“良法美意”来改造练军。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有“部议颇加驳斥”，但清廷没有多加 干预，作了一定的让步。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直隶练军久无成效，清廷希望曾国藩接办后能有所起色， 再一就是局势紧张，强兵御侮的愿望把清廷和曾国藩这个勇营领袖在编练练军的问题上暂时统一在一起了。总 之，无论是清朝的最高决策者，还是练军的主管机关总理衙门，或是直接负责筹办的刘长佑、曾国藩，乃至最 早提出在直隶练兵建议的薛焕，都把强兵御侮作为建立练军的一个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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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顿绿营的三种方式中，建立练军与其他两种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挑补额兵复建旧制和减兵加饷就饷 练兵，都是在绿营原有制度下进行的对绿营的恢复和整顿，而建立练军则是直接采用了勇营的营制、饷章等制 度，对绿营作了较大的改造。因此可以说，当时盛行的勇营制度为练军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清廷为什么同意采用它一再裁撤的勇营的一些制度来对绿营进行改造呢？这里边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勇营 制度比起绿营制度来确实有优越之处，再一是虽然采纳了勇营的一些制度，但并不妨碍绿营的根本制度。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绿营的腐朽衰败与勇营的能战用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兵不如勇”已是 时论。绿营的腐败主要表现在空额严重和指挥不灵这两个方面。空额现象是因为绿营俸饷微薄造成的。绿营步 兵每月饷银仅一两五钱，马兵二两，还须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所以虽名挂军营，实则另操副业。这个问题由来 已久，道光五年（1825年）御史杨煊奏称：各省绿营“悬缺日久，并不招募，每届操演之期，则挪彼营之兵， 充此营之额”。道光十三年（1833年）御史俞琨又作揭露：“各营积习，或以虚名坐扣丁粮，或以家仆滥充伍 籍。”（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12卷第9594页；第228卷第9741页；第217卷第9635页；第212卷第9592页 ；第212卷第9597页。）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廷也承认了“近来各路军营，官兵则往往缺额”的事实。空额 如此严重，战斗力可想而知。绿营指挥不灵是由其“兵皆土著，将皆升转”的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使将与兵 漠不相关，以致将不知如何指挥，兵也不易受命。绿营士兵平时散布各个营汛，调遣时并非全营拔发，而是零 星抽调，兵丁来自数十个营汛不等，不仅将与兵漠不相关，即兵与兵亦互不相悉。营伍未至前敌，便已离心离 德，毫无斗志。咸丰初年的楚勇头子江忠源总结绿营的弊端时说：“其弊在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 习，将与将又各不相干，遂至溃烂，不可收拾。”（注：《皇朝经世文续编》第62卷第6页。）勇营则不存在这 些弊病。士兵由营官自招成军后一直朝夕相处，容易相互了解，产生感情，有助于军队的稳固。勇营无论战时 平时都是整体行动，集中驻扎、训练、作战，易于指挥。同时，勇营俸饷优厚，步兵每月饷银四两二钱，马兵 七两二钱，是绿营士兵的数倍，士兵贪恋饷银，缺额现象极少。这些都使勇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而绿营则望 尘莫及。著名的勇营湘军、淮军且不必说，即使在清廷“辇毂”之下的直隶地区，也由于绿营“兵额多虚”、 “存营十不及五”（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12卷第9594页；第228卷第9741页；第217卷第9635页；第212 卷第9592页；第212卷第9597页。），而不得不靠刘长佑从湘南带来的楚勇镇压张锡珠、宋景诗等农民起义。勇 营制度的相对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清廷同意采用勇营的一些制度的原因。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 ，刘长佑上奏说，他率楚军“转战数省，所恃以战胜攻取者，固由士卒之用命，亦实营制之合宜”（注：《刘 武慎公遗书》第5卷第54页。），请求用勇营营制编练直隶绿营。清廷立即下令：“就南省营制，量为变通，赶 紧办理”（注：《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27卷第26页；第69卷第1页；第76卷第14页；第183卷第31页；第66 卷第17页；第82卷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