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明以来，上海地区元魁继出，文声渐起，“其掇巍科跻显位，上之为名宰相，次之为台阁侍从，以文章勋业名海内者，比肩相望，可谓盛矣。”（注：见鲁超为康熙《上海县志》所撰之序。）但这一时期科举文化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元时期所引造的良好人文氛围与起势。咎其缘由，却又与上海僻处海隅的地理环境有关。宋元四百年间，许多地方战火飞溅，而上海却保持了少有的平静与安谧，于是被称为“素无草动之虞”的地区，从而吸引来一批文人士大夫。他们避兵避祸，退身隐居，或为前朝遗老，不愿出仕，选定了上海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诸多文士游寓上海，他们的活动，诗文书画，点点滴滴地在上海地区留下了文化的印记。这无疑增加了上海的文化气息，浓重了上海的文化氛围。人们争而趋从其风雅，传诵其诗篇。僻处海隅的文士们不再因衣冠的罕至而寡陋孤闻，他们也开始拥有了广泛的交游网络，有了一些学者大家作为他们的师友朋辈，切磋技艺，磨砺学问，许多文士赖以成名成家。所以，到了明初，便出现了像顾禄所说的那种景象：“余年十五，游郡庠，当时为师者，全公席贤、丘公克庄、杨公孟载、贝公仲琚、鲁公道源、包公叔蕴，皆一时名士。由是慕学之士，自远而来。十余年无虑千数。松江一时文风之盛，不下邹鲁。”（注：（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
    一
    讨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学风衍变，不能不关注邻近苏州对它的影响。当时的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云集，名宦大族齐聚，文人骚客赋咏其间，夸富斗侈，奢靡之风号称天下之最，时有“吴风吴俗主天下雅俗”之说。上海近水楼台，受苏州的影响很大。如苏州有着浓厚的尚文氛围和悠久的诗词书画传统，上海地区则紧跟其后，并在书画等方面渐显其特长，“学诗学画学书，三者称苏州为盛，近来此风沿入松江”（注：（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嘉定一带，当时为苏州府属，文人流动，聚会集社，更与苏州保持密切联系。大致说来，在明代较长一段时期，上海地区的许多文士也像苏州、常州等地的士人一样，一心攻习诗文，为应付科举孜孜矻矻。明代松江府共出进士466余名，在全国诸多府郡中排名12位，而与苏、常诸府同可列入科甲鼎盛之府（明代苏州共有进士970名，常州661名）。
    到了明代后期，朝政腐败，边患深重，国事不宁。一些文人士大夫忧患于时势，坐而论道、论政，及至起而涉政。党社纷起，成为晚明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一幕。著名的东林结社，便是一场发生于江南的士大夫运动。万历三十二年（1604），无锡士人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邀集附近的一批文士，在江南各地士庶官绅的支持下，修复东林书院，于中讲学论道。面对王朝内部日益突出的各种矛盾，东林人士虽仍以讲习儒家经史著述为主，但他们也关注时局，关注世道国事，忧时疾痛，而不齿于只是“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于是，讲学、议政，品事，开创出一种新的士习学风，倾动朝野。一时，“抱道忤时者”，闻风响附。东林势力渐壮，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声势，在晚明纷乱复杂、云谲波诡的政事争端中鲜明地亮出了东林的旗帜，由此东林也从一个舆论集团变成了一个党争集团。
    从东林结社到明亡，恰好40年。这几十年间，是是非非，争争斗斗，东林之名几乎家喻户晓。江南作为东林讲学发源之地，是东林人士相应集中地区，且东林领袖、中坚多出于江南。如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等，都是常州府人；周顺昌、文震孟、钱谦益，乃苏州府人；魏大中为嘉善人，黄尊素是余姚人，等等。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在这40年中，与苏州、无锡相距不远的松江，却没有出现东林党的中坚或领袖。查《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胁从》、《东林籍贯录》、《东林同志录》诸名册，极少发现有上海地区的士人列名其中。例外的倒是董其昌，他也被列入了东林官员（注：见天启年间阉党编造诬陷东林官员的《东林籍贯录》，引自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284页。）。董其昌自中进士出仕后，曾有多次请告在家，但却历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这段时期正是东林党人最为轰轰烈烈，也是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针锋对立的时候。董其昌在朝中与东林党人叶向高等友善，常与往来，不满于魏忠贤等阉党，因此得列名东林。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董其昌虽“为佥人所忌，然不激不随，故免于党人之祸”（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九。）。请告引退，独善其身。东林党人注重名节，多持身以正，在民间享有较好的声誉，而董其昌却纵容子弟仆役横行乡里，以致激起民愤，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其行径似乎有悖于东林旨意。董其昌不同于其他的东林名士，既未在政治中显露锋芒，因此亦免受阉党祸害，又不见其以东林自律而传道德扬正气，然而，他列名于东林党人之中，这实在又是一件怪事。一种解释是，盖因董其昌以南礼部尚书之位，借书、画之道，激扬文人风气，其手法看似不如从政议政之轰轰烈烈，却是打入文人社会圈层的至要紧处，故东林人士皆与其友善。
    自东林讲学始，江南地区士大夫在弥漫论辩、议政的风气中，思想活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这时的上海地区却沉寂着。事实上，这时上海的许多士人正一心一意埋首攻习，并在欣欣然收获着科甲渐盛的成果，体会着那份荣光与喜悦。明代松江府所出400余位进士中，大部分是在成化朝以后考上的，而集中在成化五年（1469）到崇祯十六年（1643）间，这170多年，松江出进士360多名。这说明上海地区科第的旺盛勃发是在明代中后期。其时，上海的很多士人无暇于关注社会政治的风起云涌，对江南当时一些士人像顾宪成所倡导的“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时者也”，他们未加深思或不作理会。僻外海隅，使上海地区未能被廓入江南思想活跃的氛围之中。于此，上海的士大夫似乎慢了关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