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中叶以后，上海人才辈出，熠熠生辉，人文发展后来居上，进入高潮，士习文运昂扬勃发。明清的改朝易代，牺牲了一批上海地区最为出色、享有盛誉的文士名流。入清以后，满清统治者对于抗清至为坚决的江南士大夫深以为虑，试图以高压和严酷的政策报复、驯服江南士大夫，其中，奏销案便是其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以打击江南士大夫为目的的大案。上海地区亦深受其祸。
    顺治十六年（1659），朱国治就任江宁巡抚，一到任，即雷厉风行清查赋粮。次年，嘉定有生员乡绅数十名因欠粮被官府捉拿。顺治十八年，朱国治造抗粮册送部，内列苏、松、常、镇四府并溧阳一县未完赋税的文武绅衿13500多名。朝廷下令：“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注：《阅世编》卷六。）。于是，四府一县乡绅有2171人，生员有11346名，俱在褫革之列。这便是清初轰动一时的奏销案。“一经题参，玉石不分”，张讱庵、叶方蔼等人因欠赋米一厘而降调，叶方蔼乃探花，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奏销案之起，背后是有其政治因素的。清廷假借抗粮之罪名，以惩怀明抗清的江南士绅。这宗大案，使江南人士饱尝清朝苛政酷吏的滋味。初议要将降革的万余士绅提解北京，严加议处，一时人心惴惴，惶恐不宁。后稍加缓和，限旨到之日能完纳者免于提解，舆情少安。于是，各家纷纷筹措银两以完赋，典产售田，四处借贷，唯恐逾期。当时，唯一可借贷的地方是清兵军营，称为借营债。营债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还一日，则利上加利，被称为雷钱、月钱。借贷者明知其害，然事急不容别择。往往借十两，扣除利息，只有九两，再估足纹银，不过八两，换钱完串，就只剩七两多点了。一月以后，“营兵追索，引类呼群，百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挚缚，窘急万状”。故当时多弃田而逃者，“以得脱为乐”。（注：《阅世编》卷六。）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讹传上谕限积欠钱粮于本日完足，欠者籍没，全家流徙。人情大震，这天从早到晚，完纳者争先恐后，官府应接不暇。后来知道为谣传，然“人人胆落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者。”（注：《阅世编》卷六。）
    苏松税粮最重，所以奏销案中诖误者亦多。其中松江一府就有2000余名，罹难甚剧。就上海县而言，遭到拏问的秀才有12名，绅宦1名，所有在任士绅全部削籍为民，最后全县只留下28名完足钱的秀才（注：姚廷遴《记事编》，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8页，中华书局版。）。在这次大案中，明代上海的世家大姓多不免于祸，有的就此破产毁家。官宦世家平日以读书、科第课督子弟，试图以科甲保持家业有坠。而奏销案中，痛遭毁家破产的一些家族子孙，在此之后，许多人从此与科第无缘，只得别图生计，有的甚至无以维持书香门风，沦落流离。对于广大士子而言，奏销案尽数褫革功名，这一打击恐怕甚于毁家之痛。数年苦读，磨砺时文学问，有的几经周折以至皓首穷经，终于在科场上搏得功名。科甲功名所系士子一生前途命运，故而，在大多数的士子心目中，功名竟似身家性命一般重要。然而，奏销令一下，不分皂白，将士子们辛辛苦苦攻习而来的功名革除于一旦。清统治者本意欲打击、压服江南士大夫，这一招击中了要害，江南士大夫因此深受挫折，失意忧愤者比比。
    华亭董氏一脉在明代科第继起，后先接踵，成为海邑望族。清初，董含、董俞兄弟，一进士，一举人，重振家声。顺治十七年，二董俱遭奏销诖误，家居不仕。宋琬在其《安雅堂集·董阆石诗序》中描述了董含遭诖误后的情形：
    进士董君阆石，与其弟孝廉仓水，云间世家也。当宗伯、少宰两先生凋丧之后，乃能联翩鹊起，克绳祖武，人以为今之二陆也。亡何，逋赋徽眚，同时被斥者甚众。董君自以盛年见废清时，既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立。于是，愈益无，幽尤k24i504.jpg憏，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旷谷，精蓝名梵，乔松嘉卉，草虫沙鸟，凡可以解其郁陶者，莫不自得（注：宋琬《安雅堂集·董阆石诗序》，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
    作为奏销案中人，董含在其所著《三冈识略》中言及奏销案时，对于奏销案的“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的做法，吁叹道：过矣！其情状跃然纸上。
    “如董含辈者非一人”（注：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这一带的进、举、监、生大都被革功名，幸免者寥寥无几。一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注：《三冈识略》卷四。）。明末，上海地区府、县学全盛之时，像上海县学，生员约650余名，加上三年两试，科入新生每县60余名。县试时，童生则不下二、三千人。而奏销案发生的当年冬末，行岁试，与试者“每学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学不过数人而已”，所以，学臣胡在恪唱名时，不禁堕泪，“以为江南英俊销铄殆尽也”（注：《阅世编》卷二。）。以后，每逢县试，与试者不过二、三百人，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长期以来，只要士子一游庠序，即为地方官长所关注，为乡党绅士所钦重，平民、厮役无人敢与抗衡。一登科甲，则列名缙绅，人人敬重，才而身列驶林，是尊贵荣光之事，人们争而趋之。及奏销案起，衣冠扫地，士大夫形同囚犯，受尽鞭扑骂辱。后学士子因之丧气折锐，多无意于入泮求学，搏取功名。
    经此变故，数年之间，上海文风一度中衰，风气不振。康熙八年，松江知府张升衢为上海地区人材之淹抑，风气之不振而上书申呈，其中写道：“一经题参，玉石不分，淹滞至今，几近数载。遂致怀才抱璞之士，沦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一方文运顿觉索然。岂非文教之衰微，而受土之扼腕也哉！”（注：《阅世编》卷六。）
    所谓“怀才抱璞”的文士们，或隐居山水之间，或闭门读书，以书画自娱，没有了晚明上海文人的那种慷慨激昂，不再有前代文士的意气奋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结社盟会渐少，继而禁绝，诗文酬答不再那么频繁，宴乐群游也日益稀少。凝重沉闷的气氛压抑着士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