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晚明士风的慷慨激越在明王朝的覆灭中演绎成一出千古悲剧。经历了改朝换代阵痛的士人，痛定思痛，在身世家国之变中从世运追究学风，反思宋明的士习文风。虽然清朝统治者为了显示中原王朝的正统，匡正人心，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而处于沉痛反思之中的清初文人学者，看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在明代风靡一时，影响达一百多年的王学的日趋空疏，力图离开理学，摆脱理学，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代表的清初思潮，即以批判理学，提倡经学，主张经世致用为其主流。
    随着顾炎武、黄宗羲一代明朝遗老的逝去，在18世纪初，清代的学术界又经历了一次演变。在满清统治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文人学士，成为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代表。在他们的笔端、字里行间已没有了亡国之痛的深沉，也少了些经世济世的精神。这代学士文人饱受清廷屡屡而兴的文字灾祸，触笔即犯时忌，血的教训使他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在学术思想和作风上，日趋朴实，重视实证。这一学风至乾隆时代，渐而构筑起“汉学”的阵地，形成和宋学壁垒分明的对立。
    高举“汉学”旗帜，构筑汉学壁垒的是惠栋等人。惠栋，苏州元和人，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义理，即所谓“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另一方面，惠栋在治学上尊崇汉代经学，“必古皆真，凡汉皆好”，主张回复汉学。汉学壁垒既成，其“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注：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中，商务印书馆，第569页。）。汉学由此成为一时之显学，即“乾嘉之学”。惠栋及其后学沈彤、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听、钱塘、钱坫等，都是江南苏州等地人，恪守惠栋尊崇汉儒宗旨，被为汉学吴派（也称惠派），以与戴震之皖派区分。惠栋去世后，其弟子门人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然学有专攻，各有所长。如专门研究《尚书》者，有江声、王鸣盛；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则与他老师的《九经古义》略近。而“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的钱大昕，虽守汉学之家法，秉惠先生的治学宗旨，但研究领域极为宽阔，学识博广，成绩辈然。王鸣盛、钱大昕及弟侄门生钱大昭、钱塘、钱坫、金日追、吴云等，皆为嘉定人。清乾嘉之际，这里人才辈也，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吴派学者群体，成为汉学吴派的重镇，对周边一带士人学风产生着深远影响。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学者们称他“西庄先生”，晚年更号西沚。17岁补县学生，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幼从长洲沈德潜学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一心攻习汉学，“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做过福建乡试正考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丁忧回籍，遂不复出。“鸣盛性俭，素无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咿唔如寒士”（注：《清史稿》卷四八一。）。他长期从事《尚书》研究。所撰之《尚书后案》30卷，附《尚书后辨》，是他的重要著作。书中之考辨很能反映他的治学精神，尊汉信古，但他太迷信郑玄等人了。王鸣盛里居30余年，“日以经史诗古文自娱，撰述等身，弟子著录数百人”（注：《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其主要著作除《尚书后案》，还有《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周礼军赋说》，乃“发明郑氏之旨”（注：《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十七史商榷》亦为其名著，根据校读史书随手札记汇录而成，书中所包者，“实有十九史，谓之十七史者，沿用宋时汇刻十七史之名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576页。）在各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从中得其异同，并广征博引，取稗史丛说，修订其中之舛误，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等方面的考校尤详。但王氏独不喜褒贬臧否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体现出他一贯之学风。
    王鸣盛致仕后，曾迁居苏州，“学者望风至，鸣盛故与长洲吴泰来、青浦王昶、上海赵文哲、张熙纯及其妹夫钱大昕以博学工诗文称，继又有江左十二子”（注：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二十八。）。在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文士，唱诗应和，钻研经史。里居期间“弟子著录数百人”，其中金日追、吴云、汪照等都是嘉定人。金日追受业鸣盛，推为“及门第一”，研究实学，深于《九经正义》，后撰《仪礼注疏讹》，颇有影响。
    在吴派学者群中，钱大昕之学识最足称道。钱大昕，乃至王鸣盛的妹夫，少鸣盛6岁。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少时，与王鸣盛、王昶同学于苏州紫阳书院。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擢侍读，担任过乡试、会试的考官，曾提督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丁父忧，遂不复仕。之后一直主讲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在紫阳书院长达16年，直至卒于书院。
    钱大昕始以辞章出名，沈德潜编《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后乃研读经史。极其推崇汉学吴派的代表惠栋，他有一段对惠先生的评论：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勦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传三·惠先生栋传”。）
    大昕笃信汉学，赞赏这样的观点，“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二十二史考异序”。）。然而，他本人治学视野则极为宽阔，不名一家，举凡经学、史学、天文、历算、训诂、音韵、地理、金石，无不通达，几乎涵盖考据学的全部，“蔚为著述”，成为吴派学者中学识最为渊深的一位。《二十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代表作，倾其毕生心血。自《史记》、《汉书》，以迄《金史》、《元史》，对篇幅浩繁的二十二史，大昕都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他博综群籍，校勘文字，考订典实，“反覆校勘，寒暑疾疢，未曾少辍”。大昕认为：“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二十二史考异序”。）。而这点颇足表明汉学吴派学者的治学态度。
    清乾嘉时期，嘉定钱氏名闻海内，大昕深于经史，“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注：《清史稿》卷四八一。）。大昕之弟大昭，字晦之，亦贯通经史，曾撰《尔雅释文补》、《广雅疏义》等，于正史尤精两汉，有《后汉书补表》8卷行世。大昭三子东垣、绎、侗，少承家学，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绵延汉学，卓有成绩。又有族子钱塘、钱坫。钱塘，字学渊，进士，选江宁府学教授，刻苦撰述，著《律吕古义》等书，钱大昕称他“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其弟钱坫，字献之，少孤，好读古书，因家贫后人京依大昕。大昕教以习篆书。尝与名家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钱坫的主要著作有《诗音表》、《车制考》、《尔雅释义》、《释地》等，广有影响。
    乾嘉吴派汉学考据之风盛，渐而也蔓及上海县。上海的一些文士如赵文哲、张熙纯等经常游学至苏州、嘉定一带，与王鸣盛、钱大昕相交甚深，问学切磋。这一时期的上海文风，亦以治经史者居多。著名的有黄烈父子，黄烈，字右方，号一斋。其父黄中松，曾撰《诗疑辨证》6卷，《文渊阁著录提要》论云：“主于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黄烈则尤善治经，覃精研思，历寒暑五十余而无倦，著《书疑辨证》。王鸣盛尝致书云，“兄可作中流砥柱”（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另有李林松，字仲熙，乾隆时进士，曾观政户部，也当过考试官。致仕归里后，葺所居后圃为易园，著书其中。其经术邃深，尤精汉学，所著称富，有《周易述补》、《通韵便览》、《礼运》、《中庸礼说》等问世。“沪中人物，盛于乾隆时，如陆耳山、赵璞函、褚文渊，张策时、曹锡宝，皆名重当世”（注：《瀛壖杂志》卷三。）。褚文渊，即褚华，这是一位性格傲睨的学者，自放于诗酒间，但为学扎实，“生平留心海隅铁事及经济名物”（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四。）。所著《沪城备考》，订误补遗，以订补此前所修之《上海县志》。褚氏另辑《海防辑要》，并著《木棉谱》、《水蜜桃谱》，别具特色，为研究上海地方史提供许多珍贵资料。
    兴考据，讲实证，成为学术之主流，盛极一时。然而，“言言有据，字字有考”的汉学学者，在经历了一段盛世之后，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经济凋敝，政治腐朽，思想沉寂，一派残破败落之象。也就在这时，乾嘉汉学开始受到了另外一批学者的指责：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丧失了“盛世”的基础，汉学考据自然走向衰落。上海当地的士人也看到了这一颓势，被王韬称为“沪之士林中品方行直”的翼云师江驾鹏曾言及当时上海的士人文风：“顾自嘉、道间，已云中弱，至今益不自振，可称绝无仅有矣。盛极而衰，其势然也。”（注：《瀛壖杂志》卷三。）虽然还有点怀恋乾嘉士风，考据人才辈出的局面，但也明白“其势然也”。这时，一种新的士风学风也正在酝酿之中。
    明清数百年间，在上海地区的文人学术圈中，曾涌现出陈子龙、钱大昕这样一流的学者文人，在江南区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然而从总体上说，其时江南的文化学术中心是在苏州，上海的人文学风受苏州影响较大。及至近代开埠通商，伴随着上海城市地位提升，大批文士流入集聚，才使它的学术文化地位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