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即位后不久，便“钦定逆案”，惩处魏忠贤及其阉党，为一批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一些东林党人重新被起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华亭钱龙锡、上海徐光启先后入阁柄政，虽时间不长，但两人为东林的东山再起出过力，起过作用。史载，“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注：《明史》卷二百五十一。）。不过，钱、徐两人却无意于卷入党争，他们更关注于明王朝愈来愈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处于危急之中的边事。然而，两人终难免于朝廷纷争的倾轧，钱龙锡几遭大辟，后遣戍。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值周炎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注：《明史》卷二百五十一。）。不得一展平生才学，曾多次想退隐归里。政治抱负未展，但以徐、钱为代表，明末上海文化思想发展摆脱了原有的地区束缚，开始汇入江南思想主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从东林党始，晚明思想界日趋讲求实学。徐光启则可视为晚明实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他提倡实学，致力于经世致用，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关心”（注：《农政全书·凡例》。）。于天文、数学、兵法、屯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皆身体力行，予以关注研究。徐光启最杰出的是农学，代表作《农政全书》，包罗宏伟，集以往农学之大成。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传统时代的高官显宦，他较早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那里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主持编修《崇祯历书》，翻译了很多著作，其中以《几何原本》为著名，对早期西学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徐光启对后一代苏松文人影响至深。张溥、陈子龙等都尊其为师辈，而光启亦“勉以读书经世大义”（注：张溥：《农政全书·序》。）。从张溥、陈子龙等人以后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他们深受着徐光启经世致用实学的学术思想启发与影响。
    陈子龙、夏允彝这一代上海士人，是继徐光启之后，于天启、崇祯年间成长起来的。陈子龙，字卧子，少以擅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十年中进士，任绍兴推官，升兵科给事中。文章卓绝，才华殊异。夏允彝，字彝仲，好古博学，工于文辞。为诸生时与子龙齐名，及同登进士，皆名冠词坛，望隆一时，时有云间陈、夏之称。另有徐孚远、周立勋及嘉定黄淳耀等人，相与往来，倡和应答。“启、祯之际，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夏彝仲允彝、彭燕又宾、徐闇公孚远、周勒卣立勋，皆望隆海内，名冠词坛”（注：《阅世编》卷八。）。一时上海地区文风称极盛，而名人才士之辈出，也使上海地区在文化、人才上渐展风采。崇祯年间，这些名士多半三四十岁，风华正茂，然而，他们所处的明王朝却崩溃在即，他们看到晚明士习学风的空疏，看到了明王朝“已入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觉”的糟糕境地，认识到“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注：《陈子龙文集》下册，《安雅堂稿》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怀有着深重的忧国忧民思绪，推崇实学。崇祯初年，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鳞征、周立勋六人组成几社，取义于“绝学再兴之几”之意，后发展至百多人。当时，除了海地区的几社外，江北有匡社，中洲有端社，莱阳有邑社，浙东有超社，浙西有庄社，江南有应社，黄州有质社等，各分坛坫。后由太仓张溥出面，合诸社为一，“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东林始末》，神州国光社1938年版，第181页。），一时名震海内，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社盟。复社是一个学术文化团体，以复兴古学为己任。其盟词是：“毋从匪彝，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东林始末》，第191页。）。虽然，复社成员并未因此讳避政治，他们时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因而也时常卷入政争纠纷中去，复社常被人们视作“嗣东林”、“小东林”。但总体而言，复社不同于东林党，未结成政治力量，而是主张以学救时，以学卫教。
    “几社六君子”中，陈子龙年龄最小，但其才气横溢，文章冠世，人称其诗作“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注：吴伟业：《梅村诗话》。），当时言文章者，莫不盛称几、复社，称几社者，必首推陈、夏，而陈子龙文名尤著，是公认的文坛盟主。公卿都与折节缔交，各地士子后学纷纷携文来松，以求品题。崇祯十一年，陈子龙因守制，读书陆氏南园，他与徐孚远、宋征璧等合作编订了《皇明经世文编》504卷，补遗4卷。参与此书编纂的基本上是松江人，而尤以陈子龙、徐孚远为主，“选辑之功，十居其七”。在为该书所作序中，陈子龙谈到晚明三患，其中一患乃“士无实学”，对当时学风作了评析：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注：《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经世文编序》，载《陈子龙文集》上册。）。
    反对空疏，倡导实学。在编辑文编前后，陈子龙还重订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两书之编订，反映了陈子龙等对实学及经世致用的重视、倡导与实践。对于诗文，陈子龙等几、复社名士，大都主张“驰才华，矜识见，议论以新辟为奇，文词以曲丽为美”（注：《阅世编》卷八。），提倡宏词博洽，赞成引经据典，一时文士翕然风向。但流风至后来，竟发展到“集古文之事以成句，不以为生涩而以为新；取后世之事以实经，不以为粗而以为警”的地步，这似乎有悖陈子龙诸人的本义。不过，清初文风却受此影响颇深。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陈子龙实际上成为复社后期公认的领袖，上海地区从而也成为当时复社活动的中心之一。
    王朝末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陈子龙等未及一展抱负，实践其经世之学，明王朝已走到了它的尽头。清兵入关，甲申之变，陈子龙等几社人士大多追随南明政权，以期匡复明朝。然而，悲局已定，无力回天，剩下的便是明末清初江南社会最悲壮的一幕，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黄淳耀等上海地区的一代名士也就成为其中最悲壮的人物，他们先后在抗清斗争中牺牲流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