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府》是威尔逊做学者时的早期著作，他在书中提出的应加强联邦权力，以保证美国在新时代有“一个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政府的观点，在他以后的学术乃至政治生涯中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逐步加强。这本书使威尔逊赢得了学术声誉，头一版在几个星期内便销售一空。虽然不断有后来的学者批评他在写作此书时没有进行严格的研究，对国会缺乏效率的批评也不够准确，特别是所列举的事例中有些欠准确。[（13）]但是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也是使威尔逊声誉鹊起的真正原因是他代表了相当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担心美国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及政府效率低下，出现了人民党或平民党的激进要求，他们害怕这会毁灭美国制度。同时他们又希望美国社会体制仍然能为世界做出榜样。而威尔逊在书中提出美国宪法还是有生命力的，美国体制只要进行改革就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的观点正符合这些人的愿望。正如威尔逊提到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时所说的：“我们是第一批听到自己同胞询问我们的宪法是否还适用于所寻求的目标的美国人；是第一批严重怀疑我们的体制是否比欧洲优越的美国人；是第一批想到要重铸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及赋予国会新型责任的美国人。”[（14）]因此威尔逊的观点代表了时代的思想，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这种加强中央政府控制的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成为进步主义思潮[（15）]的一个内容。而威尔逊做为政治家恰恰是与进步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虽然提出不同的理论及办法，但是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面对挑战或威胁时，应实行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保存美国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念。而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则是要对社会实行控制，要实行有序竞争，垄断公司不能因为拥有巨大财产而随心所欲；要加强政府的职能，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对社会弊病及不公正现象实行改革。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将社会控制作为讨论的主题，如约翰·杜威的《要求确定》，爱德华·A·罗斯的《社会控制》（190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控制托拉斯》（1901年），沃尔特·李普曼的《放任自流与控制》（1914年），等等。赫伯特·克罗利的《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是美国进步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著作，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本书中，克罗利提出了一个进步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他主张个人目标服从于国家利益。他论证，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美国才能继续向它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时保留民主的政治体制。他说：“美国生活的希望将不仅靠检验经济自由的程度而且要靠某种纪律的措施来实现；不仅要大量满足个人的愿望，而且要靠使个人服从及自我否定的有力措施来实现。”[（16）]
    在《国会政府》中，威尔逊主要是在讨论加强联邦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控制，随着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强大，威尔逊逐渐将加强控制的理论应用于国际事务及美国外交政策中，希望美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提供一个世界范围的领导。在美西战争后，威尔逊接受了美国做为新的帝国主义的角色的观点。他开始关注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政治功能。在1900年第15次印刷的《国会政府》的前言中，他对由于卷入外交事务而增长的行政权力表示欢迎。他说：“迅速给予有建树的政治家以权力和机会，授予总统投入国际事务和遥远属地的权力和机会，而这是战争的强烈而重要的后果。”他确认，对美国而言，总统“应该首先表达每个判断，采取每一个行动的第一步，提供信息以便据此采取行动，建议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其执行。”[（17）]为了使美国能控制世界事务，威尔逊这时转而将总统视作加强联邦政府权威的支点。他在《美国宪法政府》（1908）一书中宣称：“总统权力的最伟大之处是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限制地拥有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动权，最终是绝对控制外交事务的权力。总统不能未经参议院同意而与外国签订条约，但是他可以指导外交的每一步骤，为保持政府的忠诚和威望而去指导外交，确定什么样的条约应该签订。”[（18）]这是他在《国会政府》一书中最初提出的参议院与总统互相制衡必将造成权力分散，因而使联邦政府缺乏效率的观点的发展。他没有改变过去的应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观点，但是这时他更强调加强总统权威。由于坚持这一立场，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没能获得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批准。他努力通过舆论去影响国会，包括在西部各州的演讲旅行，但还是输掉了争取批准条约的斗争。参议院的独立态度显示出总统控制美国对外关系的权力不象威尔逊希望的那样容易。
    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将社会控制的思想应用于国际事务，在国内生活中是要加强联邦权威，在国际事务中则是要建立能对世界做出控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个思想也不是孤立的。1917年，在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学会在年会上专门讨论了将社会控制应用于国际事务的问题。它的领导成员之一，查尔斯·H·库利，在会上宣读了《国际关系的社会控制》一文，他对人类本性表示了充满希望的观点，强调了人类合作的潜力。在指出战争证明国家间关系也有能力相当于人际关系那样有道德的发展后，他建议：“也许国际社会可能得到控制的最有把握的证据是国家已经显示出它自身有能力在一国对另一国发动侵略时，感到无私利的义愤和采取行动。例如比利时的例子。”他认为“一种有组织的国际生活”可以超越实力均衡，各国应将其个别利益服从于共同利益。这与威尔逊加强对国际事务的控制的思想是一致的。[（19）]
    二、威尔逊的历史观
    从19世纪90年代起，威尔逊的研究重点和兴趣转向美国历史。他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他说：“只有努力，一再地努力对我们过去的经验做出有效的分析，我们才能形成我们做为一个民族的恰当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获得在这个关键时刻指导我们的明智目标。”。[（20）]
    对威尔逊的历史观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是进步主义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在认识特纳和了解他的边疆学说之前，威尔逊虽然也强调美国民族的独特性，但是他并没有从边疆运动的作用这一角度来理解美国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他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更优越。《国会政府》一书中还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威尔逊在他1885年写的《现代民主国家》、1889年写的《国家》和1891年起多次发表的题为《民主》的演讲中，都还是强调美国从英国民族，或者再向前追溯，从条顿民族继承的特征。他在《国家》一书中说：“英国的政治史，就象德意志民族一样，开始于条顿民族的原始政治。”[（21）]英国移民将这一遗产带到新大陆。“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其主要特征方面都是英国的政治体制，英国殖民者在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将其转变为我们自己的，并通过新的发展而形成新的富于特征的形式。”[（22）]同时威尔逊也强调美国的政治具有独特性，他说：“我们的政治不能接受我们的性格，而是我们的性格能解释我们的政治。”[（23）]而造成美国民族政治独特性的原因与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关。他说：“新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给殖民地的民选统治机构以广泛的多样的立法责任；国家的崭新性在各处为社会关系创造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同样崭新的条件；各处，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具有共同利益的民众的很普遍的参与：民主体制带给他们一系列法律的平等和广泛传播的对利益共同体的觉悟。”[（24）]美国宪法是成功地将“英国先例转换为美国的实践。”[（25）]威尔逊还认为民主，特别是美国民主，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美国国家是现代文明的样板。美国的国体和政体借助现代技术和现代教育将传遍世界。尽管威尔逊曾经赞扬英国政治体制，但是现在他认为英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而美国是在民主政府形式上走在最前列的国家，是全世界应效法的国家：“这里，在这个新大陆上，在这个公开而自由的地方，现代世界的力量正在部署、演习、竞赛，赢得胜利甚或归于失败；而其它的一些古老的国家殷切注视着，以便在这个伟大场面变化的动向中寻找自己的命运。”[（26）]威尔逊这时还没有提到边疆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