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1889年在认识特纳后，开始将研究美国民族特性形成原因的目光从欧洲转向美国内部，转向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1892年特纳将其即将发表的论文《美国历史中的问题》的副本提供给威尔逊。在这篇论文中特纳首次提到西部在形成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威尔逊受到特纳的影响，随后在1893年出版了《分裂与重组：1829-1889》一书。在这本书中，威尔逊第一次认为西进运动“在我们的历史中使民族和民族意识成长。”他还提出，从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起，西进运动开创了“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新的时期。”“……东海岸的沿海各州在决定政治进程中不再总是占有优势地位，一个新国家已经诞生并在西部培育起自我依靠的力量，开始了有特性的进程。”[（27）]他认为，杰克逊总统“完全是开拓边疆的生活的产物”，[（28）]象征着“由新兴民族原始力量产生的极具特色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胜利，在杰克逊时期，强悍的西部开拓者结束了“更象旧大陆政治家的总统的旧路线”，杰克逊总统开始了“粗糙并已准备就绪的民主。”[（29）]
    1893年特纳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他的那篇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之后几天，就当面向威尔逊读了这篇论文。威尔逊成为支持边疆学说的第一个著名学者。此后不久，1893年12月，威尔逊就在《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美国边疆运动对欧洲遗产的冲击：“渗透进这一大陆的所有旧生活的因素都完全被吸收并变为新生活的因素。正是这种转换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在将旧大陆的社会习俗改变为新大陆的品质的过程中，边疆运动为个人开创了机会，孕育了社会的流动，促进了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法规的形成。同时在当地美国人形成民族观念的同时同化新的移民。威尔逊强调美国民族这种经历的独特性，认为：“因而我们历史中的这一部分，真正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性的，是西部的历史。”[（30）]这样威尔逊逐步明确地认为，美国社会政治的独特性是与美国历史中的西进运动这一特点相联系的。这与特纳的边疆学说中的西部对美国历史的影响的观点是一致的。威尔逊与特纳的差别仅在于他更多地从现实政治角度评价西进运动。他将美国历史中开拓边疆的经验应用于当代世界，用开拓边疆的精神为美国的对外扩张辩护。他在1895年5月16日的一次演讲中说：“西部在我们的历史中是一个伟大的字眼。西部开拓者是美国生活的典型与主宰者。现在，我们终于失去了边疆……西部开拓者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要退出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很久以前他们退出旧大陆的生活一样。然后一个新时期将为我们而展开。也许它已经开始。”[（31）]他在1901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新时期的来临就象突然看到从未预见过的事情，对此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准备就绪。有一个新的边疆就在这个国家的面前，--这个新边疆通向东方。我们几乎是偶然地得到菲律宾，这使我们处于一种使20世纪的政治明显不同于19世纪政治的力量之中……”[（32）]同时威尔逊在边疆学说影响下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也强化了他认为美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应该成为世界的榜样的观点。
    威尔逊因此为美国向海外兼并找到了依据，这就是传播民主。他认为西进运动结束后，美国将向海外发展，而且他认定这会使美国成为“自由和自治政府的倡导者”。在谈到美国兼并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时，他说：“事情已经做了，而且不能不做，我们的未来要由此延伸。我们现代生活的过程是迅速变化的，我们不能停下来遗憾。只能是那些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在事件的飞快发展中思考如何驾驭的国家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为自己也为别的国家行动。”而缺乏民主进步的古巴、菲律宾则需要美国的教育：“他们必须首先热爱法律的秩序，并本能地服从它……我们在这方面的学习中已是老资格，因此应成为他们的导师。”[（33）]这种思想成为他后来提出的委任统治的思想基础。他继续相信他在《国家》（1889）一书中所断言的：历史沿着一个方向向民主的胜利前进。他对走向民主的进步主义的信心和他对1890年边疆运动结束的诠释，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政策提供了一个解释。他在世界大战期间将这些思想结合进了他的新政策。做为总统，威尔逊在1916年宣布：“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进入世界政治之前，仅仅过去了十八年，你们记得，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来临，……如实际情况那样，我们触及了一个纸搭的房子，它崩溃了，而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发现自己成了古巴的保护者，手中拥有了波多黎各，拥有了菲律宾。而且任何人在1890年都不可能再在这个大陆上延伸的边疆越过七千英里的海洋通向菲律宾岛某些地区的森林中去。甚至就是自那时起，我们被不可避免地拉进世界政治的网络中。”[（34）]
    威尔逊是一个进化论者，将人类从原始时代至今的发展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历史的清晨时刻至今，政治发展的连贯与持续从未被严重地打断过。”“经过历史的漫长尺度的检验，可以看出（历史）前进的线条是非常笔直的。”[（35）]他认为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也证明进步应是一个直线前进的渐进过程。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国际事务中，就成了他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理论基础。威尔逊相信向自由和民主进步需要秩序，所以他反对革命，认为那是取得进步的错误方式。他在《国家》一书中说：“革命总伴随着反动，伴随着转向比正常的政治运动更慢的速度。政治发展拒绝强迫。社会体制一直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缓慢发展而成长；社会体制的变化不是响应新的思想，而是响应新的环境。”[（36）]美国革命是一个例外，不是革命而是“独立战争”。他还说：“让我们回顾那些造就我国政府的一代伟人，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政治家。”按照威尔逊的理解，“那些形成我们的联邦政府的人不是计划革命：他们不是要发明一个美国政府而是要将英国政府美国化，他们了解英国政府也知道它适合自由的人民在其领导下生活，只要将狭隘的君主制排除并将其精神自由化。”[（37）]威尔逊因此而反对法国革命，认为它充满了混乱，它的激进造成了后来的反动。而温和的美国革命，做为独立战争，在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新政府后，仍然保持着秩序。威尔逊和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用生物界的规律来分析历史，因此得出政治发展是有机的，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革命的过程。他说：“美国的民主……几乎从最开始，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就真正是在有机地成长。在它的运行中没有任何革命：它没有推翻其它政治；它只是组织自己。它没有创立，而是扩展自治政府。”他说：“自由不是什么可以用文件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也不是什么在创立时可以放进文件中的一项完成了的工作。它是一个有机的原则，一个生命的原则，正在更新和已被更新。民主体制永远不会完成；它们象生命的组织一样，永远是在制造。”[（38）]威尔逊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观点后来出现在国际联盟的观点中，也体现在干涉苏俄、支持德国艾伯特政府的政策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威尔逊认为美国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是最好的，高于落后民族，也好于欧洲国家。这种历史观为他在担任总统后，推行由美国充当世界领袖，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推向世界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使他相信：应将美国加强联邦控制的方法应用于国际事务。威尔逊的这些理论不仅是他的政策的思想基础，也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美国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