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制宜”，“辟以止辟”
    对“死刑禁烟”的主张，当时持异议者不少。有的认为，“《大清律例》早有明条，近复将不供兴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属从重，若迳坐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区别，即于五刑恐未协中”；有的认为，“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有的认为，“若议刑过重，则弄法滋奸，恐讦告诬攀，贿纵素诈之风，因而愈炽”（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567、572、568、568、568。）。
    针对上述意见，林则徐进行了辩驳，并进一步阐述了“死刑禁烟”的主张。
    首先，林则徐强调：“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心也。痈疽生创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流毒已久，譬诸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884。）。林则徐认为断案判罪的人，固然应当按照犯人犯罪情节轻重持正公平地论罪，而治理国家大事的人，“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今天鸦片的危害在中国，好像病人经络之间长期为外邪缠扰，一般的药物既然不足以克制病痛，那么能够“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了（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567、572、568、568、568。）。“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甚，法当从严。”林则徐讲，这叫做“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注：《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下转第111页）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598-601、601、601、601。）林则徐在这一理论原则的指导之下，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所造成的“谋财害命”，为害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注：《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下转第111页）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598-601、601、601、601。），从而提出改变过去《大清律例》对于鸦片吸食者处罚甚轻、仅处徒杖的规定，而主张重治吸食者，处以死刑。这种为害于国计民生的鸦片吸食者、鸦片开馆者、鸦片贩卖者，应该说是与“十恶”大罪无甚区别，理当处死；也于“五刑”没有什么不“协中”的，符合“五刑”按重轻等级定罪的精神（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567、572、568、568、568。）。
    林则徐进一步指出，“死刑禁烟”不会造成“诛不胜诛”之势，他说：“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证；若恐诛不胜诛，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时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视养痈贻患，又熟得而熟失焉？”（注：《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下转第111页）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598-601、601、601、601。）林则徐说：“鸦片之毒比于砒鸩，然世之死于砒鸩者千万人而一耳。若鸦片，则吸食者病于瘾而死，兴贩者罹于法而亦死，是死于鸦片者几于十人而一”（注：《严办续获烟犯以杜外人窥伺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654。）。吸食鸦片、贩卖鸦片烟的人，病死、依法处死的数字，如此巨大，骇人听闻。如果不用“常药”，不采“常法”，而是“立怵心之法”，定“论死之法”，人们就会“怀刑畏罪”，戒绝烟瘾，从而保全众多生命。即使有个别人到期不戒烟而被处死，也不足为惜。林则徐说：“既立死罪以慑其心，复饬收缴以去真疾，迫之以不得不断之势，正所谓以生道杀人”（注：《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宜收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660。）。
    林则徐以在湖广总督任上的禁烟实际情况为例，说：楚省“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吸食之人，“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此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是，总因‘犯罪’两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注：《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598。）
    总之，林则徐认为，“死刑禁烟”符合古人“辟以止辟议”（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567、572、568、568、568。），“刑期无刑之意”（注：《外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641。）。
    “夷商”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
    1839年春，林则徐使粤后，看到广东地区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其它沿海省分和内地各省。什么原因？都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卖烟而起”，他们“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注：《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林则徐集·公牍》，页127、127、126-127。）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林则徐采取了内外并举的严禁方略。在坚决贯彻“重治吸食者为先”方针的同时，亦“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注：《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页58。），誓“将鸦片永断来源”（注：《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林则徐集·公牍》，页127、127、126-127。）。为此，林则徐提出：“鸦片之禁，不但严于百姓，实可倍严于夷商”，又将禁烟斗争锋芒直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他谕令外国商人，告以当前中国禁例加严，中国民人贩卖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处死罪。你们来到中国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要求外国鸦片贩子在3天之内报告存贮鸦片数字，全部呈缴中国政府，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页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