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对外商是“倍严”的，但又是区别对待、讲究策略的。他把“不卖鸦片”，或“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者，视为“良夷”，“可不追既往”，“此后照常贸易，……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如“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必先优加奖赏。”把“倘执速不悟，……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者，视为“奸夷”，“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页58、59。）。
    林则徐还针对曾望颜条陈的“封关海禁之策”，“以绝诸夷之生计”，“以杜鸦片之来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把“自上年缴清趸船烟土以后，业经奏奉恩旨，概免治罪”，“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不遵法度”的部分英国船“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要亦罚不及众，仍宜示以大公”（注：《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794-795。）。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期间，特许“平素系作正经买卖，不贩鸦片，人所共知”的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经氏（又译京氏）及其夫人，《中国丛报》主编、美国基督教新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以及商船“马礼逊”号船长弁逊等一行，从澳门专程来虎门参观，并接见了经氏和裨治文，在书面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时重申：“凡经营正当之贸易并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罚治，决不丝毫宽容。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碍。至于恶者，唯有及早改恶从善，不存痴想”（注：《复美人京氏、裨治文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67。）。这样，林则徐在运用法律武器处理对外关系中，在处理断绝鸦片来源问题上，划清了两个限界，即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的界限、罚不及众与个别重惩的界限。致使一般作正当贸易的英商也肯定“如此良歹分明，……甘愿诚服大宪”（注：《信及录》，《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册2，页331。）。
    在反对英国鸦片侵略斗争中，林则徐针对英国擅自在香港岛一带妄图推行领事裁判权一事，多次严谕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将新来载货夷船随到随查，如无鸦片，即具保结请验；倘有夹带，自行首缴免罪，如敢朦混隐瞒，查出不许开舱，驱逐回国。”林则徐严正声明：如果以后再查出英国商船非法走私，一定要遵照《大清律例》所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科断”的原则，“奸夷”应“与华民同照新例”（注：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1839年7月26日）道光帝承准军机处咨行治罪新例十七条。见《林则徐集·公牍》，页123-125。），“一体治罪，货物没官”（注：《英吉利等国趸船呈缴鸦片一律收清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638。）。
    林则徐不仅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就维护中国司法主权问题展开斗争，而且还运用了国际法的有关原则规定，拟直接与英国女王就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交涉。林则徐依靠清政府理藩院通事袁德辉（华侨）、美国医生派克（旧译伯驾），翻译了瑞士法学家、外交家瓦特尔（旧译滑达尔）著《国际法》（1758年法文版），编成我国第一部简介西方国际法的中文译著《各国事例》（注：魏源：《海国图志》卷37，页1；卷31-33，《夷情备采》下编。）。国际法曾说：“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投告对头之王”。据此，1839年8月3日，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会衔与英国女王去信，直接交涉，此信即《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林则徐在信中指出：“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丰，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禀请缴收，全行毁化。”我们“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响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林则徐说：“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英国人在中国“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亦应恪守中国法度，“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治其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林则徐维护中国的主权原则是严肃、认真的，但又是注意讲求策略的。他说，我观看贵国历次的来文，都说有“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话语。这里所说“一体公平恩待”等语，是指1795年英国国王致清乾隆皇帝信中所说：“蒙大皇帝谕称，凡有我本国的人来中国贸易，俱要公平恩待，这是大皇帝最大的天恩。”林则徐说：“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惟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流毒各省者”。今天发文照会，贵国王明白知道了天朝禁烟法令的严厉之后，“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定必使之不敢再犯”（注：《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林则徐集·公牍》，页127、127、126-127。）。在这里，林则徐在主观上曾经注意到了把英国政府与鸦片烟商区分开来，以理争取英国女王的某种支持。一位替林则徐治过病的美国医生伯驾曾经说过：林则徐上述信中列举的一些“反对鸦片贸易的论据，是驳不倒的”（注：转引自吴德铎：《林则徐与国际公法》，《新民晚报》1983年3月29日。）。
    1839年7月7日，5名英国水手窜到香港岛北侧的一个小岛尖沙咀村，寻衅泄愤，打伤中国居民多人，林维喜重伤于次日死亡。林维喜事件发生后，林则徐派人调查核实案情后，仔细查核国际律例，确信“杀人偿命，中外所同”（注：《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帖》，《林则徐集·公牍》，页130、129-130。），便依照袁德辉译国际法第172条“自法律一定，普天之下，莫不遵守，故外国有犯者，即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的精神，一再要求义律交凶。可是，义律对林则徐的笔谕口传，一概不理，抗不交凶；更于8月11日非法宣布在中国领海上设一“具有刑事与海上管理权的法庭”，拟于8月20日在一艘英国船上开庭审讯有关林维喜案件的人犯。义律不禀复林则徐，居然“邀请”中国官员旁听（注：《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页114。）。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邀请”。8月15日，义律又向林则徐递交了一个说帖，声称：“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发觉”。（注：《澳门厅钞来义律原禀》，《林则徐集·公牍》，页130。）8月17日，林则徐得到说帖后，当即根据中外律例，理直气壮地宣布义律将要进行的审讯为非法，严正地指出：“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在别国尚当依该处法度，况天朝乎？……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且从前内地（指中国--笔者）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不无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亦可以不抵？”（注：《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帖》，《林则徐集·公牍》，页130、129-130。）林则徐根据国际法的精神，驳得义律理屈词穷，这是对英国侵略者妄图推行领事裁判权的大胆否定和有力斗争。
    1839年8月20日，义律蛮不讲理，不顾林则徐的责问，竟自扮“法官”，依照英国法令判决此案，其中3名水手各罚款20英磅，监禁6个月；其他两名水手各罚款15英磅，监禁3个月；还指定应在英国的一个监牢里执行监禁。而实际上“这些水手送回英国后，马上被政府释放了”（注：[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91。）。中国地方当局坚不承认这种“判决”，严令英方交出凶手。林则徐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不任英国侵略者“坏法养痈”，他援引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政府处理英军强占澳门事例，下令停泊在香港岛的英国船只停止供应柴米食物，限期撤回澳门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员和工役，并下令驱逐英船撤离澳门和黄埔，对英国侵略者作了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