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译述的重大历史价值就在于此。此书在中国通过严复而具有了特定的历史地位和时代内容。严复翻译赫胥黎此书的真正用意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6〕尽管严复对斯宾塞非常推崇，但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亦受生物法则支配，人类只能“任天为治”的悲观宿命论，与严复寻求中国自立自强的生存欲求存在着深刻抵触，而由赫胥黎“以人持天”、“与天竞争”所传达出来的那种精神意志才对中国人民有着积极意义和合理价值。顺应天演却并不任天为治，而是积极革新、勇于进取，中国才能够弱而为强，否则它就将在世界各国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遭受亡国灭种的命运。为民族的求生意识和求生意志所驱动，严复强调的是自强而非命定，是积极主动的奋发进取而非不容抗拒的必然天意，“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7〕适应这无情的自然社会法则去参与竞争，努力求生，这就是严复的选择。推崇进化观念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信念，使严复具有了面向世界的开放胸怀。
    2.近代经验论的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
    近代英国经验论和科学方法的传统给严复以深刻的影响。他对培根、洛克、穆勒等人的经验论予以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方诸国之所以船坚炮利、国力富强，主要就在于有各种科学作为根据；而所以能有各种科学，则山于有新的哲学观念及指导方法。西方资本主义“治生理财之多术”。应归功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而科学繁荣，学术昌盛，则要归功于弗兰西斯·培根在批判经验哲学基础上提出的归纳法的逻辑方法。
    严复推崇经验论的认识论，但并未因此而完全否认本体的存在。关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他认为，“古之言万物本体也，以其不可见，则取一切所附著而发见者。如物之色相，如心之意识，而妄之，此《般若》六如之喻所以为要偈也。自特嘉尔（笛卡尔）倡尊疑之学，而结果于惟意非幻。于是世间一切可以对待论者，无往非实；于无对者不可思议已耳。此斯宾塞氏言学所以发端于不可知、可知之分，而‘第一义海’著破幻之论，而谓二者互为之根也。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但物德有本末之殊，而心知有先后之异……无他，亦尽于对待域而已。是域之外、固无从学，即学之亦于人事殆无涉也。”〔8〕因此在严复这里，本体得到了承认，它即是现象背后不可知又为现象所附着的东西。但人的认识只能止于现象世界（“尽于对待域”），现象背后的本体是无法认识的（“是域之外固无从学”），即使去努力认识亦与人类无益（“于人事殆无涉也”）。这不就是近代实证经验论的自觉意识和确切表达么？严复要求人们关注经验的现象领域，不去无谓地追求所谓现象背后的超 验本体，表明了他发展科学技术、反对性理空谈的强烈愿望。这里既有对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精神的热情推崇和价值肯定，同时亦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耽于冥想、无益科学昌明的冷静批判。
    严复把认识区分为“元知”和“推知”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元知”作为直接感觉经验“为智慧之本始，一切知识，皆由此推”〔9〕；“推知”则是根据感觉经验由已知推证未知。严复特别强调“其为事也，--皆本于学术；其为学术也，--皆本于即物实测”，“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诚存乎事实”〔10〕。基于这种非常自觉的近代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严复反对为康有为、谭嗣同所重视的陆王心学：“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因此这种不诉诸感性经验，而诉诸“心成之说”的先验观念是“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多病也。”〔11〕“陆王心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12〕在这里严复不仅看到了中学和西学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而且把这种认识取向的不同归结到中国何以积弱西方何以强盛的时代课题上。可见严复对西方哲学的考察始终未曾离开中国如何求生存的时代要求，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在近代世界的血雨腥风中所激荡着的求生意志。
    严复高度评价为培根所首倡的科学方法论，并把它提高到西方学问之首、之本的高度。因为在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发达，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又依赖于科学方法的运用。他写道：“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3〕这种作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逻辑就是归纳和演绎，即严复称之为“内籀”（内导）和“外籀”（外导）的方法：“格物穷理之用，其途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二曰外导。”〔14〕“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之者，察其曲而知其全也，执其微以会其通也；外籀之者，据公理以断众事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15〕从“察其曲”（考察个别事物）到“知其全”（得出一般性结论），从“执其微”（以个别判断为前提）到“会其通”（归纳出普遍判断），就是内籀（归纳）法：根据“公理”（普遍性前提）推断出“众事”（具体事物）的结论，从“定数”（已知）推出“未然者”（未知）的方法，就是外籀（演绎）法。冯友兰认为，在此以前，像严复这样系统扼要地介绍西方科学方法还是很少见的。蔡元培也认为：“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16〕这是严复所作的一种开创性的事业。
    近代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实验科学的传统绵延不断且日益发扬光大，成就斐然，科学精神、实证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所以近代西方日益兴盛，而数百年来中国无此传统以致日渐衰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严复对经验论，特别是科学方法论的极力提倡，虽然切中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弊端，但也仍然只能是茫茫暗夜中的一盏孤灯。西方科学方法的产生根植于它科学实验的传统，而这种方法之于中国却无此深厚的根基。严复极力想把这种科学方法移植到中国，是出于挽救摇摇欲坠之中华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意志。严复以其天才的洞察力触及到问题的根本之所在。然而没有根基，缺少土壤，科学及方法论之花又何以能够生存并遍及中华？严复的意义与悲剧即在于此。值得庆幸的是，严复在上一世纪的理想在经过了种种曲折的痛苦的历史过程之后，终于在国人走向21世纪的时刻逐渐成为现实，严复科学方法论的理念正实现在国人今日现代化的巨大实践中。
    3.天赋人权观念
    严复对西方学术的介绍、译述、阐释和宣扬，包含了从《天演论》的进化观念到《穆勒名学》的科学方法，到《原富》的经济自由主义，再到《法意》、《群己权界论》、《辟韩》的自山观念和民主政治理论，构成了一个相当系统、相当完整的序列，他自觉地把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参照，力图超越洋务派对西方“船坚炮利”、“形下粗迹”的表层认识，强调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7〕，从而把西方所以富强的认识从着眼于器物层面转到科学方法、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上来。天赋人权作为严复宣传西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不是对其作纯粹抽象的、一般性的介绍，而具有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严夏不仅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新政理论，而且把矛头指向开理学之先声的唐代韩愈的专制主义理论。在韩愈看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事其上者也，民……不事其上，则诛。”〔18〕严复站在近代民主政治的高度上，对君民关系作了与韩愈全然相反的解释：“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19〕人民设立君臣以保卫自己，仅仅是出于一种历史上的不得已：“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20〕“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21〕。因此在严复看来，专制君主不过是窃国大盗，而民众百姓才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真正主宰，国家的统治者不是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而不过是作为人民利益之普遍代表的国家公仆。
    严复认为，西方所以富强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民众的自由和独立得到了尊重：“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出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22〕。“处大通并立之时，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其民无权者，其国可以有权也。”〔23〕从民众的经济自由，到破除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解放，再到政治上获得管理的自治权利，个体自由因此就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整体范畴，它只有在整体上得到了充分保障，才能够确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力量。严复从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相互统一中，从个体自由之于国家自由的相互关系上为个体自由的地位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证，这样一来，专制君主制度就成了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
    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严复的思想观念与专制主义卫道士的保守意识自然大相径庭，因此必然被保守派视为异端而加以无情追杀。这就说明要冲击有着如此深厚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就需要巨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