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蒙之二：批判传统文化
    热情宣扬、转译、阐释西学，必然是对传统文化不合时宜的弊端的无情批判。正是在两种学术文化异同的相互比较中，严复感到了西学的优长和中学的缺陷，他从近代哲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中国学术作了深刻的批判。
    严复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检讨和批判是出于他那个时代的特殊需要。他从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否定，推进到八股取士的制度上：“夫八股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一旦外患凭陵，使国家一无所恃，欲战则忧速亡，忍耻求和则恐浸微浸灭。”〔24〕八股取士的制度束缚、禁锢、扼杀了中国学人的智慧、思想和心灵，使他们失去了积极开拓、不断创新的心理潜能和精神动力。因此，“处危亡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竟是也。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辞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也”〔25〕。凡学术必有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而中国之学术不是对事实、经验的实证研究，而是以古训的先验规范为根本要义，这根本无益于救治民族的生存危机。在当时，生存意志是国人压倒一切的意志，求生意识是国人高居首位的意识。中土之学有悖于这一时代要求的真正根源在哪里？严复以陆王心学为批判的突破口，对它作了深刻的哲学解剖：“陆王心学……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门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26〕“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傲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知其返。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验也，其于人也，则神州而外，未尝考也。抵死虚骄，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27〕正是中国传统学术不重实证、专致务虚的思想方式的根本缺陷，才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落伍、失我民族尊严与主权独立的悲惨结局。严复试图用他的天才般的译述架起一座沟通中西的思想桥梁，用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实现对中国学术的根本改造。让我们看一看严复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精神是如何把握的吧：“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据，饰词* 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28〕这就是严复改造中国学术的理想的榜样。
    严复以自我批判和开放的眼光论析中西学术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一针见血地批判了陆王心学脱离生活的空疏特性。他高度评价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的借鉴价值，他孜孜以求的是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改造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他反对视西方民族为夷狄的虚骄狭隘的夜郎心态和落后观念，而处处以西方学术的实证精神作为改造中国学术的参照坐标，表现了在自己民族受辱的情况下仍不以狭隘的民族情绪拒斥外来文明的开放胸怀和健康态度。严复的卓越就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以科学精神去寻求民族富强的真正根源。他的探索对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实在是功不可没。
    四、启蒙与救亡的历史悖论：严复的意义与悲剧
    严复对国人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使许多仁人志士于彷徨苦闷中接受了他的启迪，走上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道路。他不仅惊世骇俗，影响了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几代人。严复启蒙的主题是科学、民主、自由和富强，这在今日也仍然是我们有待完成的根本任务，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核心和灵魂。
    中国近现代历史行程给予了我们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严复的理想和追求在尔后历史的各阶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践。20世纪以来的长期动乱、战争和革命的残酷环境把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挤到了历史舞台和社会实践的背后，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的课题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从而延迟了从事现代工商文明、民主政治和社会自由（包括学术、科学研究的自由）的伟大社会历史性工程。而这个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展开了的矛盾，实际上表现在严复本人的思想结构和生存实践中，然而他的后继者们没能够对他自身的悲剧性矛盾作出合理的分析、解剖和批判，而由此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
    强调“变”、倡导进化的历史观是近代中国进步学人思想观念的基本特征，严复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自觉体现者。他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把“变”的历史观依托在公羊三世说的古典形式中，而是直接诉诸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和人文学说。他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寻找到一种进化世界观，一种宇宙进化、社会演进的哲学观念。借助于这种进化哲学理念，中国人才能够去审视、判断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他对进化学说、民主自由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宣扬，反映了冲击僵化的哲学观念、追求思想进步的时代要求。然而如何把这种已经明确了的近代理念付诸实践，亦即如何确定更新社会制度、实现社会进步的现实道路，就成了最艰难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