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个太阳年含365日5时48分46秒，实施儒略历导致的误差使历上季节的日期几乎以每100年1日的速率后移。至16世纪下半叶，后移的日数已累积达14日，因而对该历的修正变得迫切起来。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Gre goriusⅩⅢ）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天文学家--人们不能忘记，他们中不少人曾惨遭教会迫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进儒略历。1582年2月24日，格列高里十三世下达教皇谕旨（Intergravissimas），命令把1582年10月4日以后的日期提前10日，即紧接的日子是10月15日；规定除了正好能被400除尽的世纪年（如1600、2000、2400）外，其他的世纪年（如100、200、1800）均不置闺。应当说，新历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可确保两万年内误差不超过1日的精确度。但是，由罗马教廷改历一事本身表明西历的基督教色彩已非常浓重。像10余个世纪前修改后的罗马历要以世俗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儒略·凯撒之名命名一样，新历被冠以自命为“精神世界最高主宰”的罗马教皇之名，称格列高里历。此时，宗教改革的浪潮正席卷中欧、西欧和西北欧各国。是否推行新历成了改革和反改革两大阵营的矛盾和区别之一。格列高里历在公布的一年内就被维护教廷权威，抵制“异端邪说”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以及德意志天主教诸邦采纳。而改革宗教的德意志新教诸邦于1699年，英国及其殖民地于1753年，瑞典于1753年才先后实施该历。至于俄罗斯、希腊等崇奉正教的东欧基督教国家，随后的几个世纪内则仍使用儒略历，在日期上它比格列高里历迟13天。人们熟知，这就是发生于公历1917年11月7日、“俄历”（实为儒略历）10月25日的俄国革命称为十月革命的原因。十月革命后，苏俄始于1918年推行公历。
    1789年，法国爆发了震撼旧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直接引发过一场激进的非基督教化运动（La déchristianisation）。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共和历（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在西历演进中曾留下初看颇带戏剧性且具突出的本民族特征，其实不乏纠偏匡正深刻涵义的反传统的时代印痕。毕生研究法国革命史的著名学者奥拉尔（Francois-Alphonse Aulard,1849～1928）认为：革命历的采用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7）]。
    1793年11月24日，法国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废除格列高里历，代之以共和历。新的纪元以法兰西1792年9月22日宣布共和为标志，共和元年肇始，每年9月22日定为一年的第一日。共和历每年分12个月，每月30天，分3旬；另加5或6个补足日，作为劳苦民众的节日“无套裤汉日”。摈弃以日月星辰命名星期各日的作法，采用单纯表明顺序的下述10词依次计1旬的各日：primidi,duodi,tridi,quartidi,quintidi,sextidi,septidi,octidi,nonidi,décadi.星期被取消，每旬的第10日（décadi）为用于休息的旬末节，代替礼拜天。共和历的制定者显然受到罗马历用农作物生长期所具特征命名月份的作法的启示，并加以丰富，把12个月份的名称依次定为vendémiaire（葡月）、brumaire（雾月）、frimaire（霜月）、nivse（雪月）、pluvise（雨月）、ventse（风月）、germinal（芽月）、floréal（花月）、prairial（牧月）、messidor（获月）、thermidor（热月）、和fructidor（果月）。处于有10余个世纪基督教化历史的欧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掀起的非基督教化运动转瞬间即以复归传统的宗教而告终，伴随运动问世的共和历自然也是昙花一现。拿破仑一世宣布从1806年1月1日起废除共和历，恢复推行格列高里历。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曾再度实施共和历。
    中国与外域在历法上素来互有参照和借鉴。著名学者方豪客观地指出：“我国古代之天文学，有为我国自己所发现，而与其他民族不谋而合者；有与其他民族确有相互交流者，……如中国古历以十九年之章及七十六年之蔀为骨干，而此两种周期之存在，亦见于西方，且西方发现时期亦相等于我国战国时代，此殆不谋而合者。（巴比伦始用十九年章法，在公元前三八三年；雅典在公元前四三二年）若必谓由中国西传，或自西东渐，皆非短时期所能到达，亦无痕迹可寻也”[（8）]。比如印度的天文历算典籍，隋代在华译介已达7种60卷之多。从唐朝麟德历的颁行（麟德二年，665年）可知，其时中国和印度的两种历法曾参合使用。元代设天文台和回回天文台，世祖一度颁行波斯人扎马鲁丁至元四年（1267年）制定的万年历，伊斯兰教民族的天文、历法作为单独的系统而备受倚重。自明，西历入传中华加速。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进京贡方物，其疏有云：“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9）]。明清治下，继利氏之后，欧洲诸邦耶稣会修士如西班牙人庞迪我（Didacus de Pantaja,1571～1618），意大利人熊三拔（Sebastianus deUrsis,1575～1620）、罗雅各（号味韶）（外文名等不详）和闵明我（Philippe MarieGrimaldi,1639～1712），德国人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和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法国人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和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等在华传授西方天文、仪器及历法，修正、编制历书，功不可没。由明至清，我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于此亦奉献至伟；随后张养默、金声、王应遴、邬明著、陈于阶、程廷瑞、孙嗣烈、孟履吉诸人，皆建树良多。从1912年起，中华民国采用西历，并定该年为民国元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正式将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在中国的阳历历书上，陆续出现各种世界性和民族性纪念日或节日。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来说，公历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历法，就是我们所称的‘阳历’，由儒略历修订而成”[（10）]。换言之，公元前1世纪儒略历在吸收上古东方民族历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于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在位的16世纪末期得以改进，形成儒略--格列高里历即所谓西历，又因近代被多数国家先后采纳而泛称公历[（11）]。公历剔除了西历演变中特别显形于历书内的层层油画般浓重的基督教色彩，诸如宗教节日和礼拜日的规定；没有拉丁文月份名称的移植，不至令人忆及主要融入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罗马执政者儒略·凯撒、皇帝奥古斯都的文治武功。然而，公历作为一部为全球众多民族所认同和运用的相当完善的阳历，不禁让世界人民追怀上古东方民族尤其是创立过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阳历的埃及人以及巴比伦人对历法的卓越贡献。
    * 本文1996年9月27日收到。